李钟和：中国增长步伐会有多慢

李钟和：中国增长步伐会有多慢。

中国经济在过去几十年表现出色。尽管其沿袭共产主义路线的制度和发达经济体差异极大，但中国依然在1980年至2015年间取得了年均8.7%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中国成功的关键在于其独特的“摸着石头过河”战略——逐步测试、实施和调整改革与促进增长的政策。

尽管中国的经济发展在许多方面堪称出类拔萃，其增长却并非独一无二的。日本和韩国在经济减速之前，也曾以依赖巨额投资推动的快速工业化和出口导向政策，实现了让人刮目相看的增长。如果中国要成功应对当前挑战——尤其是增长大幅减速——就应当参考这些国家的经验。

这三个国家有类似的经历，但所处时期则不同。按人均GDP计，中国落后日本超过40年，落后韩国20年左右。具体而言，日本的人均GDP年增长率在1960年代平均达8.6%，却在1970和80年代快速下降到3%至4%;韩国的GDP增长率从1970与80年代的7%至8%下跌到2000年代的4%。中国持续30年之久的两位数增长在2010年走到了尽头，目前年增长不足7%。三个国家的年增长率在人均收入达到8000美元左右就分别开始下降了。

这三个亚洲国家经历的成长轨迹，可以通过“趋同”现象来解释——落后国家一旦能解决某些结构性和政策性问题，增长往往比发达国家更快。这种“追赶”过程的经济逻辑相当简单：对于人均产出水平较低的国家来说，当前的资本存量和技术与其发展潜力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距。

这一差距可以通过采纳和模仿现有技术而带来的高生产力，和高投资回报下的实物资本积累来迅速缩小。而事实上，日韩中三国在整个追赶过程中都保持了高水平的投资。以日本来说，投资在1970年代占GDP近40%;1990年代的韩国也处于类似水平;而中国目前的投资占GDP的逾45%。

随着各国逐渐接近其潜在人均产出水平，趋同的力量也跟着减弱，迫使它们相应地调整增长模式。降低投资水平(因为回报较低)是调整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次是加大科技创新，以避免生产率增长大幅放缓;第三是产出从低附加值的农业/制造业产品向高附加值的国内服务业转型。

正如之前的日本和韩国那样，中国正在实施这一调整。但它面临严重的障碍：首先是制度和人力资源能力有限，这可能阻碍国内创新和有效资源分配。由于生育率低和人口快速老龄化，中国也面临劳动力增长减少的问题。根据联合国发布的数据，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的平均增长率在2010年至2020年间会是负0.1%，远低于2000年至2010年的1.5%。

此外，随着就业转移到服务业，总体生产率增长可能会下降，日本和韩国便出现这种状况。在中国，服务业劳动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在1981年至2010年间仅为1.3%，而制造业则高达15.1%。

当然，中国不应想方设法重拾过去的GDP增长率，这只是缘木求鱼。正如美国前财长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和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巴罗(Robert Barro)指出，如同日本和韩国一样，经济放缓对中国来说是不可避免的。我的研究显示，中国的GDP增长率将在未来10年下滑到5%至6%，而从长远来看将是3%至4%。

随着其辉煌赶超时代渐成往事，中国应该将目光放在通过稳定增长和较低波动性取得的更高收入上。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特别关注危机的预防和管理。这正是日本和韩国出问题的地方。

日本于80年代放任资产泡沫不断膨胀。这虽然在短期内刺激了增长，但泡沫一破灭，金融体系的巨额债务立马将经济拖入通缩和停滞的漩涡，而日本直到现在还没有完全脱身。同样的，韩国在1997年外国投资者惊慌逃离时陷入金融危机，在监管不足的金融体系下过度杠杆化的企业纷纷遭受重创。

目前，中国似乎正在沿着类似的路径前进。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数据，中国企业的债务近年快速膨胀，从2008年相当于GDP的99%飙升至2015年的166%，而其中超过一半债务是经营不善的国有企业欠下的。这对于企业界或金融体系来说都不是好预兆。

要改变这一进程还为时不晚。要避免危机，中国领导人必须现在就采取行动，克服企业和金融部门的弱点，和改善宏观经济/金融政策框架。要维持生产力及收入的持续上升，中国必须继续实施保持劳动力市场灵活性和人力资本发展的结构性改革，同时推进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并放宽对金融部门的管制。

和其邻国一样，中国不得不面对经济增长放缓及其社会后果。但国家的未来不是预先决定的。借助正确的措施，中国可以实现从中等收入迈入高收入的平稳过渡。这不仅关乎13亿中国人的福祉，也会降低全球经济风险和不确定性因素。

作者Lee Jong-Wha是高丽大学经济学教授、亚洲研究所主任。

英文原题：How Slow Will China G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