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冒伪劣横行让市场经济理念产生危机

假冒伪劣横行让市场经济理念产生危机。

“杀人奶粉”等一系列恶劣事件的曝光，让人反思我们的市场经济理念是否在过去扮演了“厚黑教主”的角色。

当飘浮在“自利人”基础上的市场转型回归到“正常人”的基础上，我们真正需要的市场经济才会真正到来。

当飘溢温馨芳香的“奶粉”二字居然与骇人听闻的“杀人”二字联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确实需要在震惊中大声质问，这个世界到底是怎么了？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市场经济？

2004年4月份，安徽阜阳市“杀人奶粉”事件曝光。自去年5月以来，因为食用劣质奶粉出现营养不良综合症的儿童达171名之多，其中因并发症死亡的就有13名（另有报道死亡者为50名）。

这只是一连串的“杀人”事件的堆积而已，在此之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之内，媒体连续曝光龙口粉丝、北京毒韭菜、四川泡菜、广东毒酒、浙江黄酒等等令人发指之事。而在此之前的金华毒火腿、毒大米、硫磺熏的毒辣椒等等事情不绝于耳。

现在还有多少毒物我们还不知道，谁在不知不觉中中毒；将来还有多少毒死人的悲剧将会发生？

除了假冒伪劣商品外，中国人充满想像力的 “魔术表演”几乎在任何领域上演。比如，假冒的官员、假冒的文凭，假造的数字，以及假造的工程……可以说，凡是有利可图的，凡是有可能变现的，凡是稀缺的，在中国都有可能是假的。

人们不禁要问：这难道就是中国人梦寐以求的市场经济吗？如果说这就是市场经济，那么面对诸如“杀人奶粉”的事件，人们有充分理由对25年以来的目标追求进行质疑与反思。

事实上，市场经济在改革开放后逐渐取得了官方意识形态上的正统性与合法性，也得到了全民的拥护，但是随着下岗失业增加、收入分配不公、腐败、环境破坏以及像“杀人奶粉”之类的事件的一而再、再而三的恶性发作，今天的市场经济的合法性正面临挑战。

在过去，市场经济即意味着先进和进步，不搞市场经济即意味着保守和落后；市场经济在中国意味着光明和希望，不搞市场经济则意味着失败和死路一条。

而今天的悲惨事实提醒我们，不能再简单地寄予市场经济“上帝”般的迷信，市场转型除了带来鲜花，还有荆棘。如果放弃了良心和道德诉求，只讲利益追逐的中国市场经济能否修成正果，值得怀疑。

如果我们将视野扩大，则会看到，这样一场市场经济的深层理念危机不仅已出现于中国，也在全球蔓延，不仅出现于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也出现于市场经济已经成熟的国家，不仅出现于“街头造反派”，也出现于“象牙塔”（参见斯蒂格利茨新作《全球化及其不满》）。

当年举世公认、被视为经济繁荣法宝的所谓“华盛顿”共识，今天不仅遭到了普通百姓的批评，也遭到了大牌主流经济学家像斯蒂格利茨这样从左边，以及阿马蒂·亚森这样从右边的质疑。

伟大的货币主义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在计划经济与宏观调控达至巅峰的时候，曾经发起了市场经济复辟的大潮；同时又在市场经济大潮巅峰的时候，他却又预言“舆论的浪潮”和“世事的浪潮”必将悄悄发生变化。

市场经济在冷战后取得了绝对的优势和胜利，如今正遭受广泛质疑。经济学在市场经济全球化的推广与流行中扮演过主角，成就了凯恩斯所说的主导政治领袖们大脑的光荣，但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主流经济学进行反思，尤其是经济学的金科玉律——“理性人”的最大化行为在“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下，可自动导致市场最优，这一再受到其他社会学科的激烈批评，而现代经济学自身的发展也开始对此予以深刻的反思和怀疑。

例如，对于由国际组织倾力推销和推动、上个世纪90年代快马加鞭如今蔚为壮观的全球化，斯蒂格利茨指出了其中许多“失灵”的问题所在：

第一，全球化在减轻贫困方面没有获得成功，譬如在拥有者（haves）和不拥有者（have-nots）之间差距的扩大已使第三世界那些不断增加的人口陷于赤贫之中，每人每天的生活费用不足1美元。

第二，全球化也没有确保稳定。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已经影响到所有发展中国家乃至整个世界。

第三，全球化也没有在俄罗斯和其他大多数正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国家中产生预期的作用。

第四，全球化可能存在着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伤害。譬如，西方国家推动贫困国家消除贸易障碍，自己却维持自己设立的障碍以确保它们“储存不均衡的利益份额”。

第五，看起来用意良好的努力也经常产生事与愿违的结果，如国际组织的援助和帮助那样。

而阿马蒂亚·森的批评则更加严厉。在《伦理学与经济学》一书中，森尖锐地指出：“随着现代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隔阂的不断加深，现代经济学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贫困化现象。”

森继续指出：“如果说自利最大化不是非理性的行为，那可能还有一定的合理之处，至少不是完全荒谬的；但是，如果说除了自利最大化以外的其他行为都一定是非理性的，恐怕就很少有人能够接受了。”

“把所有人都自私看成是现实的可能是一个错误；但把所有人都自私看成是理性的要求则非常愚蠢。”“试图用理性要求来维护经济理论中的标准行为假设（即实际的自利最大化）就如同领着一队骑兵去攻击一只跛足的驴。”

中国的“杀人奶粉”事件、美国的“安然事件”、俄罗斯转型、拉美的金融危机、亚洲金融危机，当所有这些市场经济的伤口齐刷刷地暴露于世人面前时，市场经济的赞歌已不可能像过去那样嘹亮。而人们需要对已有的成见作出更加深刻的反思，其中包括重新思考“义利观”，反思经济学是否在过去扮演了“厚黑教主”的角色，以及如何从不同的层面重建社会信任等话题。

值得注意的一个事态是，越来越多原来十分相信市场经济“合法性”的中国经济学家如今亦正转向更深层次的思考。

茅于轼教授在中国经济学家中最早撰写了《中国人的道德前景》，杨小凯教授在几年前就转向了对于宗教与经济制度的研究，汪丁丁教授则开始建立跨学科的经济学研究，林毅夫教授精研《老子》，邹恒甫教授强调经济学家要读四书五经，所有这些都可以看作是从市场经济运行的最深层的观念制度层面，来思考完善市场运行之策的努力。

甚至那些被人定义为“市场原教旨主义”的经济学家，也表现出了对于主流认识的偏离。比如，张维迎教授在其《信息、信任与法律》一书中，已不再相信市场可以内生出信任，相反，指出建立于市场的信任需要借助于“提高教育水平”以及“复兴中华文化”这样的举措。

因为教育可以通过内在化社会道德规范而形成人格信任，所谓“知书而达礼”；而回到传统文化，人人都能信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的“忠恕之道”，社会将会充满信任。

当飘浮在自利人基础上的市场转型开始回归“正常人”的基础上，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市场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