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爱精神缺失导致中国企业停滞不前？

博爱精神缺失导致中国企业停滞不前？。

很少有人想到，爱与企业发展有什么关系，更少有人想到，中国文化中缺乏宗教、缺乏博爱精神对于中国企业可能产生的致命影响。

也许有人注意到，华人企业的一大特点是鲜有做得特别大的，不仅中国大陆企业如此，在海外的华人企业亦如此。如果说，中国大陆企业做不大是因为国有企业太多，而国有企业存在着产权问题和政府干预，那么在美国、欧洲等海外的华人私人企业可是海阔凭鱼跃的，为什么仍是做不大呢？华人企业的另外一大特点就是家族企业昌盛而且能做成功，公众股份公司却较少而且不太容易成功。华人企业的再一个特点，就是企业家比企业有名，而不象西方企业，企业的品牌响但外人不知道其CEO是谁。比如，大家都知道李嘉诚，但李嘉诚的企业叫什么名字，提供什么样的产品和服务，却鲜有人知。

何以如此？眼下，中国企业的发展气势如虹，大有赶英超美之气象。但长远如何？老实说，笔者对华人企业并不看好。因为从企业发展的文化基因上，我看到了华人企业的致命缺陷。这致命的缺陷源于中国文化中缺乏“博爱”精神，而缺了这一点，实际上就缺了合作、诚信、共同目标等一大堆企业赖以发展的精神资源，中国企业就必将在走到一定程度后停滞不前。

我这样说，许多中国人尤其是中国企业家会不服气。特别是对于我所批评的中国文化中缺乏“博爱”精神这一点，更易遭人指责。在平素的交流中，就经常有人引述孔子“仁者爱人”的古训来批评我-----看，咱老祖宗不是挺讲求爱的吗？谁是中国人不爱人。

我当然不否认孔子是提倡爱的。中华文明赖于孔子。所谓“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但是，孔子的伦理思想却难以完全地导出一个社会最稀缺，最重要的活恢恢的爱的动力和功能来。第一，子曰“仁者爱人”，许多人却满腹狐疑：我非仁者，我就不用爱人了罢？！换言之，爱在孔子和凡人眼里，都还是一部分人的专利，是对人的超道德要求，而不是对普通人的一般道德要求。第二，孔子的爱从来没有达到西方基督教文明的程度。虽然孔子也说过以德报怨，但相比基督的“要爱你的仇敌，为逼迫你的人祷告”实在是远有不逮。第三，孔子提倡爱，却缺陷爱的神圣性和终极性，也就是说，他的爱不是从神而来的爱而是从人而来的爱。而我们知道，孔子的地位并不稳固，尤其是“五四运动”到文化大革命，中国人可以说已经抛弃了孔子：孔老二，他算老几，我为什么要听他的，砸倒孔家店，让“仁爱”一边去，我们要讲的是阶级斗争。第四，孔子提倡爱，有一定的正面引导作用，却无同时的反向的激励。如问孔子，说我偏不爱人，你能把我怎么着。孔子显然不能把这个人怎么着。所以我们见到中国人读圣贤书，却依旧我行我素，厚黑学也罢，帝王术也罢，爱不过是利害算计中的一环而已，倘有必要，弃之亦可，阴谋与阳谋却是人与人交往中的常态。

相比之下，基督教文明在提供爱的动力方面却能做到完全、彻底。第一，神爱世人，所以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爱人。爱，不是仁者的专利和特殊，而是每一个人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行为准则。第二，基督要求不仅爱你所爱的人，甚至要爱你的仇敌，为逼迫你的人祷告，不仅在你能爱的时候要爱人，在你爱不动的时候仍要靠着上帝继续爱人。第三，爱，是神的最大诫命，不是从人而来，而是从天上而来，对人来说，除了服从，并没有任何可以商量的余地。第三，不爱人当如何？基督教的回答很简单，你渴望神爱一个不完全的你，为什么你不能爱一个不完全的别人，不爱别人的人不能成为基督的信徒。而你要是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基督徒，你就可能失去永生的盼望，就有地狱的永刑在等着你。

这完全与彻底的爱的取向，当其作为信仰成为西方人的“共同精神”后，就能轻易将原本一个个原子型、心思各一的个人结合起来，组织起来、合作起来办大事，做大企业。为什么西方人能发明股份公司，绝不是偶然的事，而是爱的隐性制度的显性化而已。为什么一个原本比中国落后得多的西方逐渐变成最强大的西方，又能将蛮荒之地美利坚变成世界上最繁荣、最强大的国家，实在是因为博爱的强大精神动力。如果说孔子仁爱好比明灯，如此完全与彻底的爱则如同太阳，其光芒自不可同日而语。

接下来，我们就要谈到爱的精神资源对于企业成长的意义了。概言之，缺少爱，则原子型的个人永远是个人，纷争与争战难以避免，虽因一时之利益而苟合，终归不能长久，甚至陷于你死我活之战乱而不可自拔，企业发展和经济发展哪里能够谈得上？这正是中华文明逐渐从优秀的古代文明走向没落的根本原因所在。“文革”是中国人心中永远的痛，但“文革”岂是“文革”之特殊，岂是毛泽东一人的本事？实在是中国文化集大成式的恶性发作而已。“文革”对经济的破坏有多大，我们就知道缺乏爱的文化的负面作用有多大。

说到底，中国人的爱没有脱离动物的本性之爱，即只能来自天性地去爱自己的孩子和父母。中国人爱得远一点可以爱及自己的家族，再远一点则爱及老乡、同学，但到头来均是特殊之爱，而不是博爱，与基督教文明提供的博爱相去甚远。

我们可以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来对爱的资源的不同导致的企业成长影响作些探讨。制度经济学大师科斯和诺斯已经发现，文化是经济的制度结构，文化资源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企业生产的方向和制度选择。笔者的概括，一是看你的文化能在多大程度上提供交易的动力源泉；二是看你的文化能在多大程度上节约交易费用。在后者，又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能否提供共同的价值观念和方向。二是能否提供诚信等交易必需的资源，三是能否提供惩罚机制。

对于基督教文明下的西方企业来说，不是谋利而是通过扩展事业荣耀上帝是早期企业发展的不竭动力。而中国的企业家从商的动机基本上为的是自己的物质利益或者出人头地的精神追求，如果做企业有利于出人头地则做企业，一旦做官更有利于出人头地则立即弃商从政，鲜有西方人终极性的无终点的追求。在节约交易费用上，西方的基督教因为提供了全社会共同的价值观和方向，同时因为爱的倡导，滋养诚信丰满的生长，同时西方的教会等组织的存在，可提供法律外对于不讲诚信者的惩罚，比如让其声誉受损甚至在教会中除名，因而具有很大的节约惩罚作用。相比之下，中国的文化其实是个人主义的文化，人人为自己，并没有一个共同的价值观，合作往往是因为有共同的利益，一旦利益的天平倾斜，合作的基石必然倒坍，而缺乏超越意识，对利益过度看重还会导致额外的交易费，勾心斗角、以邻为壑而不是合作起来做大事以成个人一已之私。再就是，中国人缺乏教堂之类的组织结构，各人顾各人，则害了东家后可以再害西家，却缺乏有效的社会监督。

由此可以解释我们前边提到的华人企业的三个特点。对于华人企业来说，由于爱不能脱离血缘，诚信也难以脱离血缘，因此合作也很难超越血缘，这可以解释我们前边提到的，为什么中国企业多家族企业而少成功的股份公司。二是合作关系不能超越血缘，则华人企业不能在更加广阔的范围内组合人力资源，所以就难以合作起来做大事，企业就难以做大，特别是在企业做到一定程度需要外人加入时，内部的组织成本和交易成本会无穷高，搞股份公司的成本比人高，搞不起来，企业当然也就做不大。三是企业做不大，企业不能长久，则企业家的个人品牌必然高于企业品牌和产品品牌。

我上述的奇谈怪论曾经得到一位远在欧陆专攻管理的朋友冷千山的激赏。他特别向我谈到，欧洲工商管理学院（INSEAD）的高登·雷丁(Gordon Redding)是国外最早研究华人企业的管理学者之一。在香港大学作商学院院长其间，他花了多年的时间，访谈了一大批成功的东南亚华人企业家，于1990年出版了《华人资本主义精神》一书，迄今为止仍是在这个领域内最重要的著作之一。而这部书的观点实在与我的观点有许多不谋而合之处。

雷丁问的是一个典型的韦伯式的问题：什么是海外华人企业赖于成功的精神资源？他的结论大致可以用“PPI”来概括。第一个“P”是Personal，“私人”的意思。在雷丁看来，华人企业的一大特点是利用私人关系网络，成为华商进行各种商业交易的基础，包括外部市场上的交易和企业内部的交易（即雇佣关系）。因此，用帕森斯描述不同的文化类型的模式变量来说，华人文化是特殊主义，而不是普遍主义，翻译成中国人的话来说，即是内外有别，或者叫山头主义，哥们主义，是一个山头的，什么都好说，哥们的事都好办，否则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华人这种基于私人关系的各种交易因为不需要正式合同，往往效率很高，却无法走向更加广泛的世界，无法利用更广泛的人力资源。第二个“P”是Patriarchal或Paternalistic，“家长制”的意思。华人组织里等级分明，不同的等级权利、义务不同。低层要孝顺、服从高层，当然反过来高层也要关心、照顾低层，不能过分，这就是我们常讲的尊卑有序，孔夫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类。家长制的组织在一定规模内往往有很高的凝聚力。第三个“I”是“Insecurity”，“不安全感”的意思。海外华人身处异乡，人生地不熟，随时可能被当地统治者掠夺财产，乃至驱逐出境，所以有强烈的不安全感，压力变动力，华人不得不辛勤地劳动，孜孜于经营，时刻不敢有丝毫懈怠。

我的朋友冷千山敏感地看到，华人企业成功的这三点恰恰也是妨碍华人建立世界一流企业的精神障碍。因为私人、家长制是相辅相成，本质上讲的是同一个现象：华人不善于建立非私人的、基于契约的、平等的、正式的合作关系。反映到企业内部、组织建设上，华人企业不善于进行职业化管理，缺乏搭建有可延展性、可复制性的大型现代科层制组织的能力，而大型科层制组织是现代企业竞争的载体，尤其是在汽车、金融、大型连锁、电信等战略性的行业（注意到这些都是中国竞争力薄弱的产业，中国入世谈判的重点）。反映到外部市场交易上，华人不善于与外人、陌生人建立良好的商业关系，市场交易往往局限在一个较小的圈子内，如熟人、熟人的熟人等，小圈子内交易成本降低的代价是圈子之外的交易成本趋于无穷大，交易根本无法实现，从而影响了整体经济效益的提高。至于华人的不安全感在海外来自敌意的当地环境，在大陆则来自皇权。缺乏产权保障的结果是华人对未来持悲观预期，时间视界短（目光短浅），资金的折现率低（明天的10块钱不如今天的5块钱），所以容易斤斤计较于短期利益，小富即安，秉烛夜游，沉缅于当期的物质享受，不善于做理性的长远规划，做时间长、见效慢但有战略意义的大规模投资，而这种投资往往是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所必须。

我以为，雷丁的观察及对他的观察的讨论，归根结底，都与中国人博爱精神的缺失有关。在西方，博爱精神由基督教伦理提供。那是一种彻底的爱。而中国文化因为缺乏基督教伦理因素，缺乏博爱精神，因此就缺少了长远发展的动力和保障。从这个角度看，坦诚地讲，中华民族近代以来的落伍其实并不是偶然的，可以说与其文化中较多仇恨争斗较少博爱精神密不可分。果真要建设好中国的市场经济，则中华文化必将面临转型重任。没有文明的转型，市场经济变革就有可能会功败垂成，中国企业的赶超梦想、做大梦想也不可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