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基建新风口

新基建新风口。

今年以来，“新基建”成为热门词汇。

3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召开会议，指出要加快5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度。

最高层的这一表态，让新基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关注。此后仅在3月17日-23日的7天时间内，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在公开场合就4次谈及新基建。

在经济承压下行压力加大、传统基建投资边际效益下降和产业渗透率下降的大环境下，新基建被寄予厚望，被视为对冲疫情影响、优化投资结构、刺激经济增长的重要发力点。

和“铁公机”为代表的传统基建相比，新基建具有哪些新的特征？其优势体现在哪些方面？将给民营企业带来哪些新机遇？

尽管发展空间和带动作用巨大，但也有一些人士对大规模上马新基建表示了担忧，认为新基建难以发挥预期的效果，甚至有可能会带来其他负面效果。

那么，要让新基建最大限度地发挥提振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我们急需在哪些方面做好引导？

何为“新基建”

新基建，其实并不是最近提出的新词汇。

早在2018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明确提出，“加快 5G 商用步伐，加强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新基建的概念由此诞生。

2019年7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要求，稳定制造业投资，实施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城市停车场、城乡冷链物流设施建设等补短板工程，加快推进信息网络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今年以来，“新基建”更是频繁地出现在中央召开的多次会议中。

2020年1月3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要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出台信息网络等新型基础设施投资支持政策，推进智能、绿色制造。

2020年2月14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强调，基础设施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要以整体优化、协同融合为导向，统筹存量和增量、传统和新型基础设施发展，打造集约高效、经济适用、智能绿色、安全可靠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

2020年2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要加大试剂、药品、疫苗研发支持力度，推动生物医药、医疗设备、5G网络、工业互联网等加快发展。

2020年3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指出，要加大公共卫生服务、应急物资保障领域投入，加快5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度。与之前的会议相比，此次会议增加了“数据中心”的建设内容。

由此看来，所谓“新基建”，是相对2008年金融危机后，4万亿元投资主要投向“铁公机”（铁路、公路、机场）等领域的老基建而言，这说明我们要用改革创新的方式推动新一轮基础设施建设，而不是简单重走老路。

在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经济造成重大影响的宏观大环境之下，传统基建领域对经济拉动作用边际递减，我国大力发展新基建，不但有助于稳增长、稳就业，并且能够释放经济增长潜力，促进新产业新领域发展，提升长期竞争力。

恒大研究院院长任泽平认为，以新基建为抓手来扩大内需正逐渐达成共识。新基建发力的都是高科技、新产业，它有利于培育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是中国经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迈向高质量发展、创新发展的大国重器。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许光建认为，与2008年底出台的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相比，新基建并非一个临时决策或刺激计划，本身具有比较长远的战略意义，着眼于长期的支柱型新增长点建设，强调的是长期建设与突破性发展，是“六稳”中“稳投资”的重要方面。

许光建认为，新基建贡献的本质上是我国在数字化时代背景下构筑的经济增长新结构性力量，助力数字经济发展的长期战略部署，衔接了供给端的投资与研发需要与需求端不断升级的消费，是未来经济强劲的增长引擎。

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技术发展司巡视员李颖表示，传统产业数字改造和转型是新基建的价值所在，新基建将促进工业互联网、5G、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加速发展，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关键支撑。

四大新特征

新基建并非2008年“四万亿重来”，与传统的“铁公机”为代表的老基建相比，新基建具有哪些新的特征呢？其优势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首先，新基建的投资领域集中在高新技术产业，以及教育、医疗等消费升级重大民生领域。

在补齐铁路、公路等传统基建的基础上，新基建主要发力于科技端的基础设施建设，包括5G基建、工业互联网、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和城际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及充电桩、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等七大领域。

这些产业是我国经济实现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必须取得突破的领域。大力发展5G、工业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新产业，有望带动数万亿至数十万亿元产值的新经济，为中国抢占全球新一代信息技术制高点奠定基础。

其次，新基建的投资区域会侧重于城市群。

根据多位专家的分析，随着我国城市化的推进，未来10年内将有1.6亿新增城镇人口，集中在19个城市群，其中60%将集中在长三角、粤港澳、京津冀等7个城市群，未来这些地区的轨道交通、城际铁路、教育、医疗、5G等基础设施将面临严重短缺。

那么，在进行此轮新基建的投资过程中，要集中力量放在上述人口集中的城市群。特别是对人口流入地区，要适当放松地方债务要求，以推进大规模基建。而对人口流出地区，要区别对待，避免因大规模基建造成明显浪费。

第三，新基建投资主体更加注重发挥民营企业的力量。

“铁公机”的主要运作主体是政府和国企，投资主体单一。

这一轮新基建的主体放开了对民间资本的准入，华为、阿里、腾讯、商汤科技等企业已经成为新基建的重要力量。随着新基建的进一步推进实施，相信会有更多的优秀民营企业参与其中。

“新基建与传统基建主要依靠地方政府投资的情况很不一样。”中商智库首席研究员李建军认为，与传统基建相比，新基建项目更偏重于信息化和创新领域，项目的科技化程度较高，意味着市场主体特别是高新技术企业的参与度会比较高。

第四，新基建的投资方式或将大量采取PPP模式（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等多元化融资模式。

传统“铁公机”建设因为投资规模巨大、资金回收周期长，而且公益性较为突出，因此主要以国家预算资金或国有部门投资为主。

根据2018年数据，全国城镇基建投资中，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政府性基金支出、城投平台是三大主要资金来源，分别贡献投资额约23%、25%、38%，合计贡献达86%。私人部门对基建投资的贡献主要体现在PPP和电力企业自筹资金，估算其分别贡献2018年基建投资的6%和8%。

当前地方政府的债务水平比较高，完全依靠政府的财政支持和债务支持不太现实。新基建需要不同于旧基建的财政、金融、产业等配套制度支撑。未来将探索其他类似PPP的多元化融资模式，吸引更多社会资本进入基建投资建设，促进投资主体多元化。

带动作用几何

新基建虽然刚刚起步，投资规模还比不上传统基建领域，但是发展空间和带动作用非常可观。

根据中泰证券的测算，预计2020年新基建规模为3.3万亿元，同比增长26%。至2025年新基建保持年均15%复合增长，显著高于基建总体投资增速，预计到2025年新基建规模将增至6.25万亿元。

蓝石资管研究总监赵博文认为，新基建占整个基建的比例大概为10%-15%，2020年新基建的规模大约是2万亿-3万亿元。

国金证券根据从专项债披露的资金用途和PPP项目行业分布分析认为，新基建占全部基建的比重在7%-12%。根据GDP增速及各类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预测，2020年基建投资规模可达15万亿元左右，保守估计新基建2020年规模超1万亿元。

虽然预测的具体数字有差异，但诚如有分析人士所指出的，新基建背后藏着大生意，无论是5G基站建设，还是大数据中心，每一个领域身后都是千亿元、万亿元乃至数十万亿元规模的大市场，投资潜力巨大。

博时基金指数与量化投资部基金经理杨振建认为，不同于传统基建的仅仅具有逆周期对冲经济下滑作用，新基建还是未来的发展方向。作为未来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基础，新基建具有长期性和持续性，更具有长期投资价值。

以5G建设为例，据中国信通院预计，到2025年，5G建设投资累计将达到1.2万亿元，带动的产业链上下游及各行业应用投资，将超过3.5万亿元。2030年5G带动的直接产出和间接产出将分别达到6.3万亿元和10.6万亿元。

据国家电网董事长毛伟明透露，2020年国家电网特高压建设项目明确投资规模1128亿元，可带动社会投资2235亿元，整体规模近5000亿元。

千亿元投资为上下游产业链带来巨大机会。根据特高压2-3年左右的建设周期推测，2020年全年投资额至少在 600亿-800亿元以上。

城际高速铁路和城际轨道交通市场空间潜力巨大。

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2019年披露，全国城市轨道交通6000多公里在建规模、4000亿元-5000亿元/年的投资规模、800多公里/年建成运营的规模。据银河证券预计，目前储备的城轨项目总投资大概约为6万亿元。

我国充电桩保有量虽然近年来增长迅猛，但缺口依然很大。中国电动汽车百人会理事长陈清泰曾预测，至2030年，我国将存在高达6300万台的充电桩缺口。

根据《2019-2020 年度中国充电基础设施发展年度报告》，预计2020年我国充电桩投资规模达100亿元左右。而中研产业研究院估算，2020年我国充电桩设备市场空间为1165亿元，2025年将达2378亿元。

人工智能在经济和战略上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据Sage预测，到2030年人工智能的出现将为全球GDP带来额外14%的提升，相当于15.7万亿美元的增长。国盛证券预测，2020年中国人工智能市场投资规模将超2000亿元。

作为支撑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基础设施，工业互联网正步入高速增长阶段。据中信证券预测，2020年工业互联网市场规模将近7000亿元，与之相关的基础设施投资约为500亿-1000亿元。

截至发稿，云南、河南、福建、四川、重庆、陕西、河北、江苏、江西、北京等10个省份公布了重点项目投资计划，除了交通、能源等传统基建项目，5G通信网络建设、物流体系升级改造建设等新基建项目成为投资重点。随着这些项目的推进，必将为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担忧和警示

尽管新基建发展空间和带动作用巨大，但一些人士还是对新基建中可能出现的问题表示了担忧，并给出了警示和建议。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许光建提醒，在加强新基建的同时，也需要防范某些地方政府围绕新基建投资产生的竞争性甚至非理性投资行为。

许光建表示，不顾基础，不顾条件，盲目上新项目、大项目，是一些地方政府容易犯的老毛病，必须加以防范，避免再次出现产能过剩、重复建设、过度建设等不良现象，避免为地方政府埋下隐性债务等风险隐患，制约今后的发展。

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唐建伟提醒，考虑到过去“四万亿”基建投资带来的负面影响，这一轮基建投资过程中，重点要注意以下两方面问题：

一是确保建立新机制、扩大新主体，规范基建项目融资行为，杜绝类似过去融资平台等不规范、不透明的隐性融资，防止地方隐性债务再次过度膨胀，严控地方债务风险。

二是确保基建投资新区域、新领域，不能大搞基建全面投资，避免形成新的产能过剩，严控人口流出地区的基建投资，防止大规模基建浪费。

“新基建的筹资与建设应走市场化道路，财政投入要量力而行。”许光建认为，在近年来大规模减税和疫情对财政收入产生严重冲击的大背景下，新基建的投资哪里来，是一个必须直面的实际问题。

许光建认为，政府对新基建的投资主要应采取PPP的模式或者通过产业基金等方式，政府的投资应当局限于一定的范围内。主要的投资主体应是相关产业的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应当发挥更大的作用。

至于政府，更应该去做的工作是，建立公开透明的信息披露机制，为市场主体提供准确全面的信息。通过不断地改善营商环境，吸引国内外企业积极参与新基建投资。

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经济政策委员会副主任徐洪才强调，新基建需要抓住“数字基建”这个核心，需要发挥市场和政府的各自作用。

徐洪才进一步解释道：政府规划建设新基建项目，必须尊重数字经济规律，打破陈规，转换思路，大胆创新。一般而言，老基建的发起者、投资主体、运营主体以各级政府、国企为主。新基建则遵循“市场主导、政府引导”原则，不同主体运用市场机制，灵活地开展多种形式合作。

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在规划数字基建时要找准定位。在投入资源时，应积极拥抱竞争，树立全局性战略眼光，全国一张图，全球一盘棋，集中资源办大事，不搞重复建设，不撒“胡椒面”。

在目前我国已有阿里、华为、腾讯等若干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数字经济航母时，地方政府在规划数字基建时，不必急于另起炉灶，搞低于已有水平的重复建设，不如先扎扎实实推广应用已有数字化成果，提升全域数字化水平，主动接入数字世界，分享数字经济时代的发展红利。

应充分调动民资积极性

良剑期乎断，不期乎镆铘；良马期乎千里，不期乎骥骜。从某种意义而言，如何充分调动民营企业和民间资本的积极性，是新基建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

“新基建中民企颇有用武之地。”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贾康认为，“新基建”与民企、特别是数字化平台型民企进一步发展具有天然联系。“新基建”将极大地助力于信息化新经济的升级发展，那么由此而打开的潜力、活力释放空间，自然会为BAT三巨头等民企而更显著地展开，并助益于它们所联系的上、下游广大的企业得到更充分的发展。

国新未来科学技术研究院执行院长徐光瑞认为，民间投资对于经济增长、充分就业和稳定预期等宏观目标具有较强的支撑作用，对于基础设施建设更是有丰富资金来源渠道、激发市场活力等作用。

“激发民企的投资热情，保证民企在投资过程中的合法权益也是我国市场管理的一个重点。”财政部专家库专家、360政企安全集团投资总监唐川表示，民间投资是我国基建投资的主力，其会依据政策导向和市场规则，有效填补政府投资中的不足之处。并且在一些地区，投资体量小但却实用的基建项目往往由民企投资、运营。

要想充分激活民间资本和民营企业的积极性，首当其冲的是要进一步放开市场准入，对民间资本一视同仁。特别是要消除对民营资本的各种限制。

在传统基建领域，民间投资仍然存在准入门槛。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7年，民间投资在全部固定资产投资中占比为60.4%。其中，在制造业、农业、文体娱乐业中分别占87.2%、76.0%、57.3%；但在水电燃气、交运邮政仓储业、水利环保公用事业三大基础设施领域中仅分别占38.2%、20.3%、22.6%。

对此，恒大研究院院长任泽平建议，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对于清单之外的所有行业、领域，都要给予各市场主体公平参与的机会。同时，要合理确定投资资格，不得设置超过基础设施项目实际需要的注册资本金、资产规模、银行存款证明或融资意向函等条件。

唐川则从管理、融资支持、项目支持等几个方面给出了具体的建议。他认为，在管理层面，还需要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以政策帮助民企得到公平的竞争机会，并将简政放权、减税降费等行政支持措施继续完善。

在融资支持方面，联合银行等金融机构把针对小微、民营企业的定向降准、降息工作落实到位；以“注册制”制度优化等形式加强资本市场的产品发行效率；并引导地方产业基金对民营企业进行切实的扶持。

在项目支持方面，可以进一步缩短项目立项、审批流程及PPP项目入库流程，以降低民营企业参与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项目的时间成本、资金成本；也可以通过产业基金、专项债等形式更快速地为项目提供资金，以排除民营企业因自有资金不足而不敢参与业务竞争的困扰。

徐光瑞表示，民间资本参与新基建，除了需要传统的降低民间资本门槛、消除隐性壁垒、打破“玻璃门”“弹簧门”等方面的政策保障外，还需要建立明确的民间资本回报机制、稳定政策预期，从而真正激活民间投资动力。

值得关注的是，中央早已认识到调动民间资本积极性的重要意义。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等会议上，强调要“注重调动民间投资积极性”。我们相信，随着政策的逐渐落实，民间资本在新基建建设中一定会大展拳脚。

（责任编辑 李秀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