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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家是世界上最艰难的一群人

来源:时间:2013-01-16

中国企业家是世界上最艰难的一群人。

晚清不断高涨的商业经济,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有限扩展的民间信贷,类似于布罗代尔陈述的“自我调整”,信贷因此在各种可能的路径找到一种“自己的工具” ,因此,基于自由金融支持的企业家生态得以慢慢成形。这是19世纪20年代出现的一道与清政府管制基本无涉的市场风景,新的技术因素改变了中国经济传统的经营方式。随着信贷手段越来越精致复杂,沿海地区的商人获得信贷的途径,也越来越方便。而且,由于信贷规模的不断增加,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低利率,这又反过来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之内,各种民间信贷手段次第上场,一时间蔚为大观。诸如汇票、银行汇票、拆票、庄票、抵押、内地放款等信贷措施,都慢慢变得成熟起来。比如众人习以为常的拆票,又称拆放、拆款、拆借,是19世纪60年代以后外国银行或者商行放给各地钱庄的短期贷款。对于某些中国商人而言,这种短期贷款经常让他们获益。

1871年5月29日,由阿钦、阿李和唐景星分别经营的上海三家钱庄,发生了严重的挤兑。约翰逊在写给香港克锡的信中,对此表示了关切:

“你可能已经知道阿李和他的朋友投资的钱庄发生困难的报告,我相信,今天的挤兑已经完全应付过去。我不会不谨慎对待我们同我们周围广东人之间的金钱状况,尽管我有理由相信目前还毋须担忧”。

但是第二天,唐景星便修书约翰逊,寻求帮助。此前,约翰逊曾经对唐景星大为不满,因为唐曾经私自将洋行8万两资金派做不正当的用途,但即便如此,约翰逊还是决定给唐景星助一臂之力。他在1871年月1日写信给锡克说:

“我第一件事情就是调查唐景星和银行的金钱状况,并且已经充分如是地查明他们具有偿付能力。我认为除了给予他们必要的帮助,别无选择”。

如此,困难中的唐景星一次性得到了一笔高达4万两的拆借款,这还并不冲抵之前被唐挪用的8万两资金。

尽管买办唐景星营私舞弊,但怡和洋行始终没有停止过拆借业务。留存的档案显示,1874年4月,怡和洋行向上海钱庄总共贷出24000两拆票,每两每日出息2.5钱。这种看得见的利益,促使怡和洋行继续从事拆借业务,一方面是为了和新成立的外国银行竞争,另一方面,当时沿海市场确实存在着大量需要拆借的金融需求。到1878年,上海钱庄的拆票总额高达300万两,到1900年,超过了1000万两。一些大的钱庄在20世纪初期,每家的拆借款都在80万两以上。

不仅只有外国金融机构对华人商业进行贷款,事实上,拥有多余资金的中国人,也利用庄票的形式,对外国人贷款。一名叫做浩官的商人,当时就专注做这种生意。1839年,一个在广州的美国商人士那,在财务上陷入了危机,浩官于1840年自愿向他提供了8万元的无息贷款。而另一个叫做丽泉行的行商,据说在同美国人的信贷交易中,损失了100万元。为此,他向美国总统提交咨文,寻求帮助,按照他的说法,他在同美国人有多年的交易行为之后,曾经贷款给他们,虽然这是违背清朝政府法律的行为,但却有力支持了美国人的在华贸易。让他气愤的是,有一些美国人不仅以各种借口拒绝还贷,还将资金用作其他的用途。

与此同时,各地钱庄的庄票,也做一些用于收购内地生丝、茶叶的贷款生意。上海最为著名的商人徐润一度破产,他在1886年试图恢复他的茶叶经营,便开始在湖南、湖北境内大量收购茶叶,这批巨额的收购款项,就是徐润从上海几家钱庄借来的,数额高达20万两。

需要说明的是,晚清沿海地区的信贷交易在期限、数量、变动性和过渡扩展等方面,明显发育不足,这可能是晚清市场经济没有深入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

首当其冲的局面是,外国人给中国商人的贷款,大部分是短期贷款,这意味着对经济的影响力有限。通常情况下,外国商人都是在中国商人在市场上售出茶叶和生丝之后,就要求归还贷款。60年代到70年代,怡和洋行的放贷期限,通常是6周到8周时间。如此短的贷款期限,对于刚刚发育的晚清市场交易水平,远远不能大面积促进。

其次,来自外国商人的贷款,数量也十分有限。一方面,晚清政府没有向外国人举债大笔欠款,他们显然不明白政府举债和私人举债的差异,即使这样,很少的一些政府贷款,也用在了非经济型的项目上。1861年—1938年这一段时间内,以不变价格表示的中国政府的外国贷款中,44%用于军事和赔款,31%用于铁路,20%用于一般的行政开支,5%用于工业发展。让人惊讶的是,竟然没有一笔贷款是用于促进交换、用于流通的商业项目。

第三,这种正在展开的民间信贷,基本上只局限在沿海地区,没有向内地深度延展。这导致晚清的大格局,并没有建立起常态的民间金融局面,仅仅依靠沿海地区的信贷规模,使得信贷的发展跟不上商业交换的发展。也正是如此,诸如怡和洋行这样的机构,他的发展中心也只是锁定在沿海一带,比如1874年,他们向所谓的本地朋友只收取10%的年息,但却向不是本地,尤其是不与怡和洋行经常做生意的其他15个中国商人收取了高大20%的年息。

最后一个很大的问题是,由于晚清政府并没有意识到一个全方位金融竞争格局的重要性,这导致了管理的缺席,以及由于管理的缺席带来的高额金融风险。1883年被历史记录为刻骨铭心的中国金融危机之年,对中国历史的影响,远远没有得到足够分量的分析。这一年的夏天,英国对华贸易商行太古洋行的合伙人施怀雅访问上海,对洋行松弛的信贷政策异常诧异,直接责骂相关人员是典型的玩忽职守。1908年,天津也发生了严重的金融危机。随着90年代以后买办制度的衰落,外国商人开始直接向中国商人发放贷款,无须买办的任何担保。到1907年,很多中国商人都背负这大量的贷款欠债,因为天津地区的进口贸易遇到了更大的困难。到11月,700万两以上的贷款欠债不能偿还,双方都焦头烂额,只能用心的交货收款来偿还。

英国商人组织“中国协会”对这种金融风险做了分析:

“在这样基础上的广泛贸易,是不稳定的,因为当货物交到本地人手中后,无论是外国商行,还是外国银行,都无法追踪他们的担保。而国内贸易的资金筹措,只有通过钱庄才能安全有效进行。因为他们认识客户,并能追踪担保品”。

这样的分析,可谓切中肯綮。金融本质上是一个整体开放的秩序,但中国经济自进入近代以来,基本上都在秉承所谓“宁赠友邦不予家奴”的原则,一方面外国人在中国的金融市场享有特权,一方面中国人在自己的市场却横遭拦阻,没有必须的金融权利。这样的局面,至少导致了三种败局:其一,当然是直接导致国内金融市场多年来发育不良,要么是民间金融地下操作,不断积累着金融风险,要么是政府全面垄断金融市场,阻挠了金融层面的自由竞争,使得中国经济结构中的金融水平持续走低。结果是,无论是政府层面的金融力量,还是民间层面的金融力量,都不能成为中国经济体的有效组成部分,这直接导致了中国市场经济的残缺性。其二,长时期给予外国商业力量过高的政策优惠,会加重一个国家经济对外资力量的依赖性,今天中国经济过度性的出口导向型经济,部分原因也与这种单向度的金融政策有关。金融层面的这种依赖性,有时候会直接影响一个国家的经济结构。事实上,多年来中国缺少一批优秀的企业和企业家,与金融的不自由有着直接关系,某种意义上,企业和企业家的出现,直接依赖自由的金融秩序,否则,企业生态和企业精神无法起步。其三,长时间的外资主导自由金融的局面,会催生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反过来促使社会形成一种盲目的排外群体意识,形成一种双向的封闭,既对国际商业力量封闭,也对本土商业力量封闭,导致国家彻底滑向计划经济。

更大的历史性悲伤在于,这种金融层面的垄断与封闭,至今还是一个国家经济的主旋律。由此,中国市场上真正的企业和企业家,他们的生存与发展,可能是这个世界上最艰难的一群人。

图说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