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逐弱势群体的城市竞赛

驱逐弱势群体的城市竞赛。

4月10日，深圳警方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为保证大学生运动会的安全，自1月1日，深圳警方开展了“治安高危人员排查清理百日行动”，共有8万余名“治安高危人员”被清理出城。
此新闻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深圳警方发明的“治安高危人员”的概念，初听起来，像是医学名词。该定义“尺度相当大”，具体类型有七类之多，除“有刑事犯罪前科的”人员之外，连“生活规律异常、经常昼伏夜出的”和“肇事、肇祸的精神病人”也包含在其中。

“治安高危人员”概念也不是一个法律概念，从未见于中国的法律和法规，反而，更像革命运动时代的所谓“地富反坏右”分子。

深圳警方“治安高危人员排查清理百日行动”的法律依据是什么？深圳警方有无法律权力将上述人员定义为“治安高危人员”？有无法律权力将他们驱逐出深圳？新闻发言人没有提及，也许深圳警方从来没有思考过这种问题，也没有思考这种问题的习惯。

首先，在《刑法》、《刑事诉讼法》和《治安管理处罚法》中，无法为深圳警方找到法律依据，因为这些所谓治安高危人员，无论如何“高危”，并不存在现实的扰乱公共秩序，妨害公共安全，侵犯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妨害社会管理的行为。

再者，从行政强制法的角度看，深圳警方的行为也无合法基础。

目前，我国的《行政强制法》（草案）已落笔，正向全国人民征求意见。按草案规定，所谓行政强制措施，是指行政机关在行政管理过程中，为制止违法行为、防止证据损毁、避免危害发生、控制危险扩大等情形，依法对公民人身自由实施暂时性限制。通常是在发生或者即将发生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或者社会安全事件等突发事件，行政机关方可采取应急措施或者临时措施。

深圳目前既无日本的核泄漏危机，也无白俄罗斯的地铁爆炸恐怖袭击案，更无中国宪法所规定的“紧急状态”，仅仅为大学生运动会，驱逐八万人，于法无据。驱逐对象是如此巨大的人口，这已经不像是行政行为，更像是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百日内将八万治安高危人员清除出深圳，深圳警方是如何实施的？那是一个怎样壮观的场面和过程？可以推算，深圳警方平均每日应驱逐800人，在高峰期，应驱逐数千人以上。至于如何验证身份，很难有听证和庭审，只能靠目测法，衣衫褴褛者、神情诡异者、昼伏夜出者，应是重点打击对象；至于如何运输？很难有文明礼遇，只能靠货运法；至于高危人员被转往何处？珠海、广州、香港、北京均可，只要出了深圳界碑。

中国《宪法》第33条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第37条规定：“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第39条规定：“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

深圳警方仅依公民的职业性质、精神状态、生活习性和言语，就给数十万人贴上“治安高危人员”的标签，剥夺他们的人身自由，似有文化革命之遗风，严重违宪。

更可怕的是，缺乏法律依据和法律程序的“治安高危人员”概念，在实施中，必然成为一个大口袋，而被滥用，其他需要整治和教训的对象，如政治异议分子、顽固的上访分子等等，也肯定被一并塞入，一网打尽。

深圳的“治安高危人员排查清理百日行动”是一起严重的践踏人权与法治的违宪事件。如果百日行动再持续百周，深圳无疑将成为中国法治最落后的城市。但是，深圳显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深圳的治安高危人员案与重庆李庄案遥相呼应，一则来自中国内陆，一则来自中国沿海，一个是点射，一个是扫射，虽有川音与粤语之别，但是，秉持同一个理念和传统，“落霞与孤鹜齐飞”，构成壮观景象，生动地展示中国的法治与人权的现状。

略感悲凉的是，此案发生于中国改革的前沿阵地——深圳，一个曾经开中国风气之先的城市，官员的脑髓里还匮缺法治与人权的价值，说明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的成就主要在物质文明，而不在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也许我们还需要另一个三十年。希望那时，中国官员将不再以国情为理由，习惯性地破坏法治和侵害人权，让全体中国公民在自己的国家里感到安全。

另外，我们还应看到，深圳警方的百日行动不是一个简单的治安管理行为，它从侧面反映了中国城市化过程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即如何安置那些城市不接受、农村回不去的流动人口？

中国各城市正采取种种手段驱逐流动人口和城市贫民，或拆除城中村、棚户区、贫民窟，清除其蜗居之地，或像深圳警方一样，以治安管理为由，将其驱逐，但这一切都是“做而不宣”，或“声东击西”。

深圳驱逐治安高危人员的百日行动，表面上是为了大运会的安全，实质上也是借此良机与借口，“净化”深圳市，减轻城市管理的负担，减轻政府的风险与责任。这是深圳市由来已久的战略。早在2010年4月，深圳市副市长李铭与深圳市港澳政协委员座谈时就表示，深圳流动人口总量失控是深圳治安的症结所在。可见，此次百日行动只是既定战略的一次战役而已。

当然，深圳政府的可爱之处在于：它不像其它城市那样“默默无闻地苦干”，它不仅大张旗鼓的行动，也大张旗鼓的宣扬。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一件极具“显示性”的政绩，是对美丽深圳的巨大贡献。

中国的城市已经开始了驱逐弱势群体的竞赛，在这场残酷的竞赛中，城市难以自律，需要中央政府的强势介入，需要宏观制度的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