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立栋:“政府事务代表”背后的焦虑

张立栋:“政府事务代表”背后的焦虑。

前几天，杭州百家企业进驻政府事务代表的新闻引发了普遍关注。

有人质疑政府手伸得太长，说这是个危险的信号；也有人认为不必过分解读，这仅是解决企业困难的非常规打法罢了。如果你知道曾经有过“万名干部进万企”的活动，那么这次杭州的事也不算新鲜。

我关心的倒是其背后的原因。

人们普遍忽略了杭州新闻的背景，即此举是杭州“新制造业计划”的一部分。重点或许是，就当地而言，传统制造业遇到了很大的发展困局，地方政府不惜冒争议风险，其背后是一种深深的焦虑，即便是人们印象中经济发达的浙江——有当地官员表示，尽管数字经济已成为引领杭州经济发展的“头号引擎”，但制造业的落后则是制约发展的“最大短板”。

他们没说出口的是，如果传统制造业继续萎靡不振，数字经济的发展基础也必然受到影响，毕竟这是一个产业间互相影响十分直接的时代。

无独有偶，工信部原部长李毅中不久前接受媒体采访时强调，我国现在处于工业化的后期，而不是后工业化时代。这话背后的逻辑也很清晰，“工业化已经结束”的想法是十分危险的，会长期影响到中国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制造业占经济比重过快下降的问题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2006年我国工业占GDP的比例是42%，2016年已降至33.3%，相当于一年降低近1个百分点；同期制造业占GDP的比重从32.5%降到28.8%。尽管“脱实向虚”状况近来有所改变，但仍然存在工业空心化、边缘化的状况，出现了资源、资金、人力不向工业流动的现象。

丹尼·罗德里克在《贸易的真相》一书中所言：纵观世界各地发展经验, 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最终还得靠工业化带来的较高收入来创造出对经济其他部门或服务的需求。

如果过早地放弃制造业而向服务业转型会极大地恶化劳动力市场中的不公平，当今世界很多发展中甚至发达经济体都正在面临这样一个问题。远看拉美，近看印度，都是如此。特别是印度，尽管数字服务产业的人才大把抓，而普遍落后的制造业明显拖累了社会生产力的提升，又从哪里获得可持续增长？

罗德里克还说了一句话：迄今为止，工业资本主义可以说是通向高生产力社会的唯一道路。只有当生产力高度发达时，一个多数劳动者都是收入较高的自主经营者的社会才能够成为现实。

回看中国，如果我们都痴迷于数字的产业化，而非真正意义的产业数字化，那么社会收入不公平形成的二元结构将会愈发明显。看看前些年少数“房地产巨头”，近些年“头部互联网巨头”超高的人均收入与传统产业的普遍低收入对比，不正是这种趋势的生动体现吗？如果还不在提升制造业水平方面加码投入，何谈健康的产业结构与可持续荣景？

方向而言，杭州的焦虑和着力点是对的，方法对不对头，还需要留点时间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