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哈耶克遇上市场化改革

当哈耶克遇上市场化改革。

在撒切尔铁娘子、里根老帅哥、小平设计师手里，哈哥、凯叔（凯恩斯比哈耶克年长16岁）从来不是教条戒律，而是运用自如的武器。即使在资本市场最成熟的美国立法者和监管者那里，近二十年“松-紧-松”修法轮回，助推市场螺旋发展，令人目眩神迷。但我们还是要搞清人家理论的“内涵”和“亮点”。不然，历史可整容，理论可装扮，原则可变通，处处便宜从事，改革就会节操尽碎，凌乱不堪。遥想七十年前《通向奴役之路》的心路历程，观照今朝市场化改革的泰囧坎途，聊以自嘲，为宽容与进步作铺垫。

手段与目标谁更重要

能否为达到高尚的目标而不择手段？似乎是人类永恒的话题。哈哥一生批判的对象——社会主义（集体主义），首先承认其目标是高大上的——“社会正义和平等”，但实现的手段——“废除私有企业，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创造计划经济体制”，却是一条“通往奴役之路”。哈哥感慨道，“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在个人主义伦理学看来是最不道德的。但在集体主义的伦理学那里，却成了最高准则。”

联想到市场化改革，如果哈哥操刀，一定不同意诉诸行政化手段。无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作用”的大目标，还是股票发行的“注册制”子目标，目标是星星和灯塔，看得见、摸不着，目标不可量化、难以考核。其意义，在于宣示和导向，而手段和过程，才是真刀真枪的现实。只有市场化的手段，市场化的过程，才能路径依赖地累积形成市场化的结果。如果以时不待我之心，或者出于应急处理的目的，相机抉择、因地制宜地时掩时开行政之窗，那么改革永远走不出管制的泥沼。最终“用通往天堂的美好愿望，铺设一个国家通向地狱之路。”

顺便一提，这里不想因对市场化的赞美，抹黑或淡化建国早期三十年，计划体制引领中国从落后农业国一举实现工业化和“两弹一星”的丰功伟绩。但宏伟的计划组织演变成专制，向奴役之路的宿命滑落，激情变成暴戾、牺牲之血白流，无数憧憬付诸一声叹息。如今市场决定资源配置作用的基调确立，在航行的深水区，只有坚持目标与手段并重，不能把改革的石头无休止的摸下去。

市场与计划能否混搭

“市场经济也有计划，计划经济也有市场。”是总设计师为冲出意识形态牢笼，打出的醒目广告语。三十年后，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像那满上的弓，射出的箭，是否还能容许改变力度、角度和方向？哈哥知道和稀泥的诱惑力，疾呼“计划可不是那种药剂，少量添加就可以达到全面应用的效果。” 如果计划和市场思维混搭，企图“在完全的竞争与集中管理之间找到某种中间道路”，结果将“反而比始终只取其一的情况还要糟糕”。真是苦口婆心，眼泪欲出。当然，兼听则明，也顺便提醒凯叔的回应，“你大大低估了中间路线的可行性。”

这让我想到1980年代铁娘子领导的市场化改革（打碎工会，私有化国企）陷入困境，她的一声狮吼，“要拐弯你们拐，本娘子不会掉头拐！”（You turn if you want to, the lady is not for turing。）当下克强经济学的改革情境，是否有几分相似？

设想在彻底的额度制时代，强有力的手，可以把BAT等互联网巨头推上A股市场，（当然，如果计划经济也就没有BAT）——不就是落实政策，配给额度嘛。目前步履维艰的部门协调问题，堰塞湖排队问题，“天上飘过五个字，这都不是事！”假如是彻底市场环境里的“注册制”，萝卜青菜各所爱，政府只管制定和维护市场规则、打击不法商贩，不管数量、质量和价格，BAT也必能被无形之手挑拣而出。

然而，就怕改革过程中市场与计划错配、混搭。监管标准和程序如同交规，经过反复博弈，基本明确稳定。一切交通问题都是人为问题。“西部优先”、“沪深分道”、“股指维稳”、“转板上市”，这些闪烁不定的指令灯，不时进行交通管制、变道超车、加塞待遇…逻辑失调，行为无预期，才是最不能承受之轻。就连用心良苦的支持互联网上市，也禁不住计划思维的诱惑：给“互联网”下定义（把小米手机拉进来，把淘宝小店排除在外？）、专设层次和通道、专设一套指标…无尽地操劳心里。

自由放任v.s.政府干预

人们乐意把哈哥、凯叔披上战袍，观看自由放任v.s.政府干预的尖峰对决。加上哈耶克曾引用老子《道德经》，“我无为也，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成为哈哥主张政府无为、放任自流的铁证。真实的哈哥，认为对市场经济主张的最大危害，“莫过于某些自由主义者单纯从经验主义出发的顽固态度，而尤以自由放任原则为甚。”他真正反对的，是政府运用行政权力直接干预、参与经济过程乃至进行国家垄断。

为避免被错划队列，在第三章末尾几乎是哀求读者牢记：“我们批评的计划，是指那种反对竞争的计划，取代竞争的计划”。在我们现今的资源配置环节，是否还存在“反对竞争，取代竞争”的计划呢？有朝一日，企业不用忙着科技立项、跑部钱进、讨好央视，不用把某某级别的荣誉证书、领导合影挂在会客室，这些琐碎繁杂的融资立项、信用背书，交给资本市场从VC/PE到二级市场的生态链，让它们熙熙攘攘、随波逐流、冷暖自知。政府集中做好环境、新能源等方面的基础战略管理。我们也许就可以说，上帝和凯撒不再勾肩搭背，除了天赋、勤奋和运气，没有什么能对企业和企业家决策作出影响和评价。

名词解释很重要——中国式“注册制”

读到一则糗事，哈哥为“自由”呐喊的时候，突然发现到处都是“自由”的旗号——计划经济阵营里，宣传“以新的自由替代旧的自由”；西方接纳“为自由而计划”思潮的观察家，也许诺“集体主义的自由”。难怪哈哥痛呼“真理的终结”、“字的原意被改成相反的意思”。感叹道，篡改词义的做法经年累月，有意无意地对民众洗脑，名词沦为空壳和工具，“既可以表示事物的正面，也可以表示它的反面。”

中国的“注册制”一词也颇值得玩味。“注册”源于对美国法典“regitration”的“硬译”，已不可考。《1933年证券法》，是蝙蝠侠富兰克林.罗斯福从华尔街及州政府夺权，加强联邦政府权力的产物。“公开发行证券必须注册，除非得到豁免。”这里“注册”就是“审核”，其对立面是“豁免”。走出证券圈，考察历史更为悠久的食品药品法律与监管领域，“注册”更是与“审批”、“批准”几乎同义。

在中国资本市场语境中，使用“注册”一词，正好反过来用，突出去行政化的色彩。在“注册”后面加上一个“制”，更是国人妙用。作为改革“立言”，向旧制度宣战的logo，这种名词创造，功在社稷。至于本源含义，倒也不必迂腐较真。但在执行层面，需要谨慎解释、明确落实“审不审”、“审什么”、“怎么审”，以免产生行动中的误导误用、无所适从和混乱预期。

一种流行说法，将招股比喻为相亲，不论美丑胖瘦有这项天赋权利，且相亲成功与否，政府无权”父爱式”干涉。这个比喻的错误，在于没有区分相亲行为是个体还是涉众。如果一对一，自然无关管理；但如果“累计超过两百人”（《证券法》关于“公开发行证券”的界定）的相亲，最起码在信息披露方面，涉及公权力介入。至于在双方“买者自负”与“买者自负”之间，加了一道把关程序，那是因为“非诚勿扰”节目组或湖南卫视选秀台不会放水，因为这是人家的品牌。（即：交易所作为精品店，有权制定上市标准并执行遴选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