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福林：今年房价无拐点 尽快征遗产税

迟福林：今年房价无拐点 尽快征遗产税。

中经网：迟院长，你好。你前不久说过“市场决定没有例外”，但无论是国企改革还是土地改革都面临着巨大的管制藩篱，怎样才能真正落实和实现“市场决定性作用”呢？

迟：目前，中国在资源配置上的行政干预还是占相当大比重，因此，要真正落实和实现“市场决定性作用”一定要加快资源要素市场化改革进程。让市场配置资源成为一般规律。首先，对农村土地市场取消用途管制和规划限制，才能实现城乡统一的土地市场。同理，文化产业资源也应该由市场配置。文化产业市场不光是文化产品市场，只有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社会资本才能在文化产业市场里发挥作用。国有企业也要“市场化”。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允许非公有经济进入国有企业改革。而随着公共产品短缺，消费需求增大，国有企业应该更多的投入到保障房建设等公共领域中，让国有资本在公益性投资、公益性角色方面的作用加大。

中经网：收入分配改革是块难啃的“硬骨头”，目前的现状是利益固化非常严重，表现在社会层面上，“穷二代”、“富二代”现象突出，代际之间缺乏流动性。你认为怎样才能打破这样的利益格局？

迟：目前社会利益格局相对稳定。谁是穷二代，谁是富二代，已经相对固化。怎么解决？我认为有三件非常重要的事情。第一，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中国处在经济转型期，产业升级，劳动力成本肯定会有所上升，所以要工资协商、工资谈判，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第二，要改变财产性收入。财产性收入是贫富差距的突出性问题。在城市里，房价很高，年轻人买房之后会陷入一个很大的压力。因此，要加快推进保障性住房的建设；在农村，农民没有土地财产权，依靠种地或者外出打工，他们很难成为中等收入群体。第三，调整税收结构。我不赞成提高个税起征点，人人都有交税的权利。即使交一块钱，也体现了你对国家的一种责任。税制改革要在大家都有纳税义务的前提下，加大对高收入群体的税收调节力度。就目前而言，征收遗产税的条件应该是比较成熟了，应尽快出台遗产税。

中经网：关于农村土地改革，有专家建议实行“三权分立”（所有权、经营权和承包权），特别是进一步放活经营权和承包权，你怎么看？

迟：农村土地市场的基础不是三权分立，而是承认农民对土地的使用权是一种物权，而不是一种债权。我们目前的法律还没有把农民对土地使用权界定为物权，所以我去年就有提案，农民对土地的承包权应当是一种物权，应该受到物权法的保护。这种物权应该是在用途管制的前提下，允许转让，出租，抵押。这样才能在不改变用途的前提下，搞活农村土地市场。所以农村土地的前提是农民对土地所有权的物权化，这是个基本性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谈其他权都是空的。

中经网：你认为今年会是房地产的拐点年吗？

迟：今年还不会成为房地产市场的拐点年。首先，中国对房地产的需求仍然呈现出刚性的趋势。其次，房地产结构不合理，尤其在一些一线城市，投机和投资性房产占比较大，而改善型和保障型还严重不足，房地产市场处于结构性调整的过程。第三，很多政策，比如物业税、住房登记制度等还没有出台。因此，我认为房地产市场应该是一个逐步调整，继而稳定再有所下降的过程。但也不排除在一个特定的情况下有一个阶段性的波动。

中经网：怎样解决“房地产绑架中国经济”的难题？

迟：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做好三件事情。第一，该归政府的归政府。就是说政府要加大保障性住房的建设力度，保障低收入群体。第二，进行政策性调整。就物业税而言，在限制投资和投机性市场的同时，还应该鼓励改善型消费需求。例如，考虑到首套住房面积小、城市环境恶化等因素，目前很多中等收入群体的两套房需求比较普遍，政策上还要给他们留有一定的空间。第三，该归市场的归市场。用市场调节的办法、税收调节的办法，对投资、投机型房地产市场进行调整。不能把各种东西都捆在一个战车上。

中经网：国企国资改革即将拉开大幕，部分中、小型国企是否可以再实行MBO（管理层收购）？

迟：经营层收购不会是本轮国企国资改革的主要矛盾，这一次的改革要解决三个问题：一是垄断性行业向社会资本放开，这是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当务之急。国企国资的某些环节和项目应该向社会资本放开，使得社会资本能够进入垄断性行业，这是个非常关键的问题。第二，允许社会资本参与国有企业的改革，大力发展股份制。以占股的形式，形成以股份制为主体，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新格局。第三，要解决管理层收购的矛盾，就要把管理层收购和员工持股相结合，寻求一个管理层持股和员工持股相结合的道路，积极、规范的发展员工持股。

中经网：“负面清单”重塑了企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非禁即准”对长久以来的政府管理模式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也必然要求政府舍弃很多权力。你认为应该如何界定“负面清单”与“权力清单”的界限？

迟：“负面清单”与“权力清单”是既有联系又有不同的两个概念。“负面清单”就企业而言，“权力清单”则针对于政府，因此这两件事情要统筹起来考虑。在实施“负面清单”的同时推进“权力清单”，这样两者才能相适应。随着审批体制改革的深化，未来两到三年里，“负面清单”与“权力清单”将全面推进，标志着我国市场化程度进一步明显提高。我预计两会期间就会提出“权力清单”。

代表委员小资料:迟福林，男，1951年8月生。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