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回经济学中的人（下篇） ——经济理论创新的根本生长点

找回经济学中的人（下篇） ——经济理论创新的根本生长点。

人是经济发展的主体，科学认识人的经济功能，是揭开经济发展之谜的关键。经济人假设几乎把人的经济功能完全省略了，西方经济学看似在研究人的经济行为，实际上是研究人的物资关系，物的作用完全掩盖了人的能动性。这种经济学虽然对经济的自然与物质资本领域的认识取得了较大成就，但基本上是建立在割裂人和物的关系基础上的。

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虽然对人做出了科学的解释，但其研究目的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批判来论证新社会的合理性，对于人的具体生产功能、经济功能并没有充分展开。近几十年来，人们对经济人假设的批评使经济学对人的认识取得了很大进展，但是这些理论基本上还是把人的某些要素作为与物资资本并列的经济要素来理解，因此，并不能从根本上修复人与物的裂痕。

经济学对人的经济职能的认识过程

经济学对人的经济职能的认识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对人的劳动作为财富源泉的认识，二是人力资源在经济发展中作用的认识。这两个方面既有区别又有联系。

尽管西方经济学以精巧的方式掩盖了经济生活的本质，但是其中仍然具有真理的颗粒，它仍然以扭曲的形式部分反映了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当代中国经济学的任务就是运用马克思的科学方法吸取西方经济学的合理成分，为社会主义所用。

（一）人的劳动作为财富源泉方面的认识

在市场经济发展初期的15－17世纪，西方国家曾主要依靠集军人和商人于一身的“商人”们的对外扩张，到殖民地去贱买贵卖，掠夺当地资源进行原始资本积累。所以那时的重商主义认为，财富都是从流通领域来的，商人是最大的财富创造者。

后来一些国家特别是法国，在主张商业的生产力大于农业的重商主义影响下，不惜以牺牲农业为代价来支援国内制造业和扩张“对外贸易”，带来了许多不良后果。在这种背景下，法国出现了一些为农业说话的重农主义经济学家。他们认为，商业只可以使一部分人的财富减少，使另一部分人的财富增加，但是无法增加财富的总量。他们从财富和物分不开这一现象，推论出财富和物是一回事，认为财富的生产意味着物质本身的创造和数量的增加。在各经济部门中，只有农业依靠了土地才能创造物质，才能使物质财富的数量增加，其他工商业只能改变物质的形态。

产业革命以后，土地并没有增加，社会财富却不断增长。这使很多经济学家想到，工商业固然不创造和增加物质，农业产品又何尝不也只是自然物质的变化形式？财富实际上是人们用劳动适应人的需要、改造自然得到的，于是提出了劳动价值论。由亚当·斯密集这些经济学家之大成，写了一部世界公认标志经济学正式诞生的书——“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研究”，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劳动价值论，用劳动说明了人类财富的主要来源。

后来李嘉图比较彻底地论述了劳动价值论，承认劳动者在生产中创造财富的作用。与此同时，还有一些经济学家，用价值论或生产要素价值论取代了劳动价值论，转而专门研究需求的作用，将劳动与物等同起来。例如，与李嘉图同时代的法国经济学家萨伊将劳动与资本、自然因素（土地）并列为物，提出了生产要素价值论。

马克思的《资本论》继承发展了古典经济学承认劳动者具有创造财富的主体力量的理论。与马克思相反，处于同一时代的经济学家杰文斯、门格尔、瓦尔拉斯和马歇尔等不再关注经济发展问题，而是着力研究如何克服当时的供需矛盾问题，把实现资源的静态最优配置当成经济学研究的主题，提出了边际效用论、一般均衡论、局部均衡论等有关将价值与价格相等同的理论。这些理论撇开劳资之间的财产差异和矛盾，撇开了人们除市场交易关系以外的社会关系和偏好差异，在人人平等、公平竞争的假设下，着重论述了价格是如何波动的以及价格波动是如何可以引导资源实现最优配置的。

时隔大约半个多世纪，到20世纪50年代，新古典经济学家才重新研究经济发展问题，但他们的经济增长理论也抛弃了古典经济学家承认人的劳动创造作用的理论，继承发展了萨伊等人将劳动等同于物质生产要素的理论，将劳动与资本和土地等同起来，把它们统称为“生产要素”。这些理论虽然没有说劳动是物，但也没说劳动和物有什么区别，事实上把劳动等同于物。近年来，新经济增长理论又将技术、知识等等收纳进来。但是，我们看到，这些理论表面上是罗列了更多的不同于劳动的因素，实际上则是顺应历史潮流，隐含地在生产领域更多地强调了人的作用。西方经济理论在财富创造中加进的那些新因素，反映的恰恰是人的复杂劳动在创造财富中的作用越来越大的趋势。

很多国外主流经济学家在收入分配领域虽然不敢多提劳动价值论，但在生产领域对劳动价值论的合理性却是默认的。世界各国都把劳动生产率作为一种衡量经济效率的一般尺度，也表明劳动价值论将人的作用和权利与物区别开来的做法，是得到世界经济学界普遍认同的。

（二）对人力资源作用的认识

西方古典经济学中，人力资源开发问题是被许多经济学家忽视、甚至否定的。这方面典型的例子是李嘉图的“地租论”和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但也有一些经济学家对人力资源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比较重视。例如，亚当·斯密很早就把人力资源开发看做一种可以获得利润的投资。他认为，三个要素构成了经济发展理论的基础，即资本积累、就业人口的增加与技术进步。斯密尤其强调劳动者的熟练技术与技巧是国家财富的源泉。

二战以后，西方发达国家人力方面的理论有了新的发展。尽管西方经济学家出于政治原因，总是回避和贬低马克思创立的强调人在经济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的可变资本理论，到20世纪60年代，舒尔茨等还是用“人力资本”概念偷偷接受了马克思可变资本理论中的很多科学思想。只是没敢提马克思可变资本理论关于对人力投资只有在劳动过程中才能发挥出推进经济发展的实际作用的论述，更没敢提马克思可变资本理论关于资本主义生产只把人力作为经济发展手段的局限性的论述。

人力资本理论的出现与发展反映了经济发展的现实。二战后技术变革的加快和国际竞争的加剧，使人力资本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物质资本要素的贡献率，智力投资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对于这种趋势，萨缪尔森指出：“道格拉斯和索洛说明了什么？他们的统计数字告诉我们，在某种微妙的意义上，劳动是唯一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在生产上，劳动和资本都是必要的，因为如果把一切资本都拿走，或把一切劳动都拿走，我们所能得到的总产量将是微不足道的。”

基于人力资本的重要性，世界银行从1997年以来开始用新的方法估计一个国家的财富及其构成。它不同于以往仅把物质资本或固定资本作为衡量国民财富的指标，而把国民财富分为四种：一是产品资产；二是自然资产；三是人力资源；四是社会资本。世界银行采用新的国民财富测量方法发现，人力资源占国民财富的比重最大，在40%－80%之间，其中高收入或上中等收入国家这一比重占优先位置，如北美地区为76%，西欧地区为74%，东亚地区为77%，即使在低收入国家这一比重也是最大的，超过了生产性资产和自然资产的比重。中国这一比重为77%。尽管这一测量方法还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但它使人们认识到人力资源是最大的国民财富。这一新的测量国民财富及构成的政策含义是不断提高人们的发展能力，大力开发人力资源，就等于大幅度增加国民财富。

科学理解人的经济职能

新经济增长理论认为，技术与创新是经济发展的最终根源，而技术与创新都是人的创造力与能动性的体现。从一定意义上说，大自然赋予人类的资源随着人类的开发利用变得越来越少，但人类的财富却大大增加了。财富的增加离不开物的因素，但没有人，财富就无从谈起。这不仅是因为财富的有用性或使用价值是对人而言的，另一方面，经济效率的提高与物的有用性的开发都是由人实现的。诚如马克思指出的：“自然界没有制造出任何机器，没有制造出机车、铁路、电报、走锭精纺机等等。它们是人类劳动的产物，是变成了人类意志驾驭自然的器官或人类在自然界活动的器官的自然物质。它们是人类的手创造出来的人类头脑的器官，是物化的知识力量。它表明，社会生产力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不仅以知识的形式，而且作为社会实践的直接器官，作为实际生活过程的直接器官被生产出来。”

当今世界竞争战略和竞争力方面公认的第一权威在迈克尔·波特在《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中也表明了这样的思想：仅具有自然资源优势的国家是不会成为富裕国家的；资金的可利用性也不再是竞争要素了，随着世界资金市场的迅速发展，所有人都可以在纽约、伦敦或东京筹措到借款；人的知识和技能才是比较优势及可持续竞争优势的唯一来源。从自然资源方面来看，人类可用的资源是有限的，但人的创造力与需要都是无限的，所以经济发展的源泉和动力都是无限的。因此，经济理论必须把人的能动性纳入自己的视野。

（一）人的能动性应成为经济理论的重点

为了把自然科学的方法转用于社会科学，西方主流经济学草率地以一个经济人假设把人的各种功能给抹掉了，也很自然地把人的价值创造作用消解了。经济学俨然成为自然科学，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一样。对这种自然主义的观点，也有人早有察觉，萨伊就认为，在政治经济学对社会现象的分析中，不能简单采取数学统计的方法，而必须考虑到那些无法计算的“人类才能、需要和欲望的影响”，否则就会使经济学成为一种“抽象理论”。不论这种经济理论如何看重经验的直观材料，一旦要从这些材料中凭借统计学总结出一般规律来时，就会偏离经济的现实，而成为一种表面化的抽象理论。但张一兵指出，萨伊的这种观点虽然比那些纯粹用实证自然科学的眼光来看待经济学事实的人要高出一筹，却同样陷入了某种抽象理论，因为从经验实证的角度来看，这种观点所面对的是“一种从可见的直观出发抽象出来的看不见的社会关系”。张一兵将这种观点命名为一种“社会唯物主义”，以区别于过去的“自然唯物主义”，并将这种唯物主义视为向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过渡的“隐性历史哲学”形态 。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就认识到，天赋自然资源是十分重要的。但是无论一国的土壤、气候或领土面积如何，它的国民每年的供给（产出）究竟是丰富还是匮乏，这从根本上取决于劳动力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西方主流经济学抛弃了斯密理论的科学成分，把人看做物，完全忽视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忽视了人的主体意识——人是有情感、意志的，这些对于其经济活动都会发生作用。这种对人的机械理解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一大内在缺陷，也对财富的增长形成了抑制。

与西方主流经济理论相比，马克思的经济学明显突出了人的劳动的作用。它继承和发展了斯密、李嘉图等人承认人类财富主要来源于人的劳动的理论，既表明了劳动与物的共性，又表明了劳动与物的区别，为人们结合现代实际认识人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奠定了理论基础。

马克思经济学的一个基本要点就是抽象劳动创造商品的价值，具体劳动创造使用价值，不创造价值。劳动二重性的学说是他的理论和别的理论的最大区别。什么是具体劳动？就是指人的劳动有与物相似的一面：人可以干活，但牛也可以耕地，驴也可以拉磨，机器也可以打钻。什么是抽象劳动？就是人的劳动有与物不同的一面，人所独具的、只有人和人才能相比的那一面，它才创造马克思所说的价值。承认人的劳动有与物不同的一面，是马克思经济学说的一大特点。

当然，马克思确实批过拉萨尔说劳动是财富的唯一源泉的观点，而且他引用过配第的话：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他这样做的目的，是要说明财富的生产离不开物，而不是要和有些经济学家一样，认为在生产过程中人的作用和物的作用是一样的。他提出劳动价值论要说明的问题是，虽然人和物在生产过程中都是必不可少的，但二者的作用是不同的。物不论多么重要，它在生产过程中都是一个被动的因素。人则是一个主动的因素，他可以适应人类的需要去改造自然，使物具有对于人来说的新价值，这才是人类财富增多的主要来源。

对人的自觉能动性的关注与发掘是经济发展理论的一个重点，特别是一些特殊人群，比如企业家、技术人员、专门性人才等。当代经济增长理论之所以无法解开经济增长之谜，关键在于它不能完全认识人的作用。这导致它在许多方面无法与现实世界对接。

（二）人的非经济活动的经济职能

西方经济学只考察了生产活动中人的作用，考察了实际经济活动中的技术、知识的作用以及它们的创造与积累，但没有考察生产过程之外的科学家与其他知识创造者的活动，这是不全面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不仅是直接处于生产领域的人推动的，还包括科学家、政治家、文学家以及所有其他领域的人。

生产过程之外的科技与知识的创造与积累虽然不直接表现为经济增长，但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容小视。自18世纪英国的工业革命开始，科学家在实验室进行的实验成为技术发明和创新的主要源泉。Mokyr所定义的“大发明”（macro—invention）更是如此，这些大发明包含了激进的新思想以及巨大的、分散的、新奇的变革。正是这些非生产领域的发明与创新带来了发达国家起飞的动力，南北分流开始显现。人的经济职能不仅体现在生产领域，还体现在科技、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除了科学家、经济、管理等与经济直接相关的知识创造者，文化人、政治人的活动也对经济发展具有重大影响，把它们置于经济活动之外是不合宜的。

对于现代经济增长的起源，最新的研究也突出了人的不同活动方面的作用。为什么工业革命首先发生在英国，而不是中国（其技术水平在公元500－1000年间保持世界领先的地位）？为什么工业革命没有发生在欧洲大陆或亚洲其他强大国家？尽管这个问题在经济史学家之间存在很多争议，但显然已经有了一些很好的答案。

“第一，英国社会是相当开放的，这为个人创造性和社会流动提供了比其他社会更为广阔的空间。??第二，英国有很强的政治自由制度。英国的议会和其自由发言、公开辩论的传统极大地推动了新思潮的出现。英国也有强有力的保护知识产权的制度。这反过来促进了个人的创造性。第三，这是最关键的一点，英国成为欧洲科学革命的中心。在多个世纪以来一直从亚洲引进技术之后，欧洲的科学技术随着文艺复兴开始迅速发展。”

此外，还有英国有几个关键性的地理优势；英国受到外来侵犯的风险比较小；英国有煤炭资源。这六个因素中，有四个突出了人的非经济领域活动作用。

政治人的活动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已被人们所重视。像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发展型政府是其主要特色，政府工作人员的活动对经济发展尤其重要。而且中国的国有经济占相当比重，它们与政府有亲密的关系。文化活动看起来与经济无关，其实现在文化产业已经成为很多国家的重要经济支柱。更为重要的是，“没有艺术家与知识分子的引领，任何社会都是不会进步的。”——著名未来学家纳斯比特在《中国大趋势》中写道。因为艺术反映社会，彰显国家的个性。中国要想开发出富有中国特色的产品与设计就必须依靠不安于现状、有才能和创造精神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艺术可以唤醒人们，激发新思维，赋予人们信心，带给人们一种动力。文化提供了经济发展的智力支持与精神动力，是社会活力和创造力的催化剂。

（三）人的经济职能的发挥

人的经济职能的发挥就是要使一个社会所有人的潜能最大限度被激发出来，并获得最有效的利用。这就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1、促进人的解放与自由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社会主义理论是第一个自觉以人类解放为目的的学说。1847年，恩格斯在回答“什么是共产主义”时说：“共产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学说。”追寻马恩思想发展轨迹不难发现，对劳动人民命运的关注，追求人类的自由与解放既是他们理论的逻辑起点和根本宗旨，也是他们创立科学世界观实现社会主义由空想到科学转变的内在动因。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把“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这种人类解放状态作为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则”。一次，有人要求恩格斯从他们的著作中选一段话以便简明扼要地表明未来区别于资本主义旧社会的新社会的基本特征。恩格斯选了这句话：“代替那存在着各种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一个以每个人自由发展为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

人的自由对经济发展的作用，许多西方学者从不同角度做过深刻而精彩的论述。亚当·斯密指出：“在可自由而安全地向前努力时，各个人改善自己境遇的自然努力，是一个那么强大的力量，以致没有任何帮助，亦能单独地使社会富裕繁荣，而且还能克服无数的顽强障碍。”托克维尔从一个政治学家的角度讨论了自由国家和不自由的国家的区别：“当你由一个自由国家来到一个没有自由的国家，你会为变化之大而大吃一惊：在前一个国家，人们忙于各种活动，热火朝天；而在后一个国家，到处安安静静，办事四平八稳，好像一切都停滞了。在一个当中，改革和进步是人们谈论的问题；而在另一个当中，社会除了继承原有的财富以外不再创造，人们只是坐吃山空，沉湎于享乐。在这个意义上，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可以说是大大推进了人的自由。不过这种自由有时有些过分，如制造假冒伪劣，如地方保护主义等，而在参与公共事务方面，则显得渠道不足。

阿玛蒂亚·森专门研究了自由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他深刻指出：“自由之所以重要，至少有两个理由。首先，更多的自由赋予我们追求我们重视并有理由重视的事物的机会。自由的这个方面主要与我们达到目标的能力，而不是与取得目标的过程有关。其次，目标实现的过程对于估价自由来说也相当重要。比如说，我们有理由认为，个人自由决策的过程本身是自由的重要条件。”从这个根本意义上讲，“发展可以看做是扩展人们享有的真实自由的一个过程。”这种聚焦于人的自由、以人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实现了对以物为中心的旧发展思想的超越。促进人的自由和解放需要从法律、制度、道德等多个方面展开。

2、发挥市场经济的激励功能

市场经济制度有两个主要功能：一是减少交易成本，二是对人的激励。激励是引起一个人做出某种行为的东西（如惩罚或奖励的前景），它在经济学中起着中心的作用。在经济活动中，理性的经济人通过比较成本与收益做出决策，所以他们会对激励做出反应。有人甚至提出，整个经济学的内容可以简单地概括为：“人们对激励做出反应，其余内容都是对此的解释。”

从创造财富的角度来看，每个人每天都只有24小时，人一天中一部分时间花的是有效的，另一部分时间可能是内耗的。一个类似的概括是负面产出。我们说产出的时候，往往指的是正面产出，但在有些情况下，也会导致负面产出。主要有两种：一是有意的损坏生命和财产，二是污染和破坏环境。极端和典型的例子是战争，其中军人是劳力，武器是资本。战争的结果往往造成人员和财产的巨大损失。据说，在动物世界里，只有人和蚂蚁会大规模地进行自相残杀。一个好的制度安排，实质在于最大限度地增加每个人每天花的有效时间，最大限度地减少无效和内耗时间。此外，提供人力资本水平，还要不断加大对人的投资、教育、培训。

作者系北京市社会科学院传媒研究所所长，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