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寻租方有企业家创新——重塑政商关系之企业篇

去寻租方有企业家创新——重塑政商关系之企业篇。

十八大以来，落马的省部级以上官员已有69人。几乎每一个人都通过权力形成了自己的商业版图，他们的财富超出世人想象，个别官员落马前的非正义财富甚至可以用富可敌国来形容。尽管中纪委等相关部门没有给出与落马官员有染的企业家的总体名单，不过，可以确定的是，寄生于腐败官员阶层的企业家为数不小，而这段强力反腐的岁月更是堪称30多年来挥之不去的寻租经济的总曝光。

较为典型的政商勾连，可用围绕全国政协原副主席、中共中央统战部原部长令计划形成的商业圈进行解剖。令计划的弟弟令完成，于2008年发起成立了PE机构汇金立方。2008年至2010年，汇金立方先后投资了乐视网、东方日升、神州泰岳、东富龙、海南瑞泽、光一科技、腾信股份等公司。无一例外，这些公司均在后来顺利上市，其中6家在创业板。被投资企业上市后，汇金立方均在解禁期满后套现离场。有统计显示，汇金立方的原始股套现金额，累计达到12亿元。今年初，安邦并购民生案中的一方——原民生银行行长毛晓峰，即是令计划从前的下属，两人也是湖南大学的校友。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去年底被带走调查的、曾赞助过令计划夫人谷丽萍基金会的浙江广厦实际控制人楼忠福，这位来自浙江东阳的农民企业家，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操纵浙江的公检法系统，传闻名全国的吴英案与其深度有染。

令计划权力之伞下庇佑的商业帝国，可谓是当下中国权力与商业普遍说勾兑关系的幽暗注解。肇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循着渐进式的改革路径，在价格路线上在相当长一个时期执行的是双轨并存，从而导致了寻租行为（主要表现为“官倒”形式）的频仍发生。经历了30年的市场化改革，除了原油、利率等重要商品尚未市场化，其他与民众日常生活攸关的商品基本实现了市场化。但是，自2002年以来的“国进民退”，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再次抬头。权力这只看得见的手，在市场资源配置中，逐渐起着重要乃至举足轻重的作用。

社会转型与体制转轨中的经济活动，存在比较大的“中间地带”、“灰色地带”。许多看似规范的交易行为背后，总是掩藏着无数个非规范的交易行为。在无数非规范的交易行为中，寻找权力出租的一方和寻租权力的另一方，自然而然地走到了一起。于是，贿赂——行贿和收回，成为交易双方的基本互动模式，进而在这一过程中发生了贿赂成本的支付行为。贿赂行为的发生及其成本的支付将权力与资本仅仅联系在一起的。简而言之，贿赂成本就是企业行动者使用权力资本达到经济交换或交易目的所支付的成本。

在经济学意义上，最能解释贿赂成本发生的假说之一是“寻租理论”，按照这个理论，可如下解释贿赂成本的发生过程。贿赂的行动人，为了实现行动利益的最大化，时时刻刻准备钻空子，以金钱或其他利益为成本，而将公职人员所使用的公共权利“租借”为己有。

寻租是为了获得政府特许而垄断性地使用某种市场紧缺物资，或任何其他方面的政府壁虎，所寻求的政府对现有干预政策的改变，用以保证寻求租金者能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生产，或防止他人对这类活动的侵犯。政府现有干预政策的改变可以给寻租者带来的利润，通常高于、甚至远远高于改变之前所能得到的利润额。

企业对官员贿赂行为的发生，其结果是将生产性受益在不创造任何价值的流通与交换中发生转变，实质上都导致了企业外部成本的增加，都导致了企业外部不经济的发生。贿赂——行贿互动形成的黑色市场，既不同于刚性的计划经济的官办市场，也不同于充分竞争的市场，作为一种扭曲的资源配置手段，其结果必然因为资源的错误配置而导致整个社会效益的损失——既包括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又包括政府信用资本的减扣，同时也延缓了市场化的进程。

不可否认，企业家是天然的自利动物。当一个社会尚未建立起法治框架，当企业家的最大利益并非来源于自身的创新，而是来自于与官员的勾兑，那么，为了追逐自我利益的最大化，企业家会绞尽脑汁把创新精神用于后者。有其在转型与转轨期，企业家对官员的“创造性贿赂”，已然成为企业家阶层关于社会成本支付认定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贿赂成本在总的社会成本张所占比例的多少直接决定着企业家的最终受益。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关于企业家是从事“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的创新者观点，在当下中国，有很大一部分异化为企业家对现有并不健全的法治的“创造性破坏”。一个最经典的案例，是相关企业对原商务部法条司官员郭京毅的贿赂，使得相关企业在外资并购上大为方便，生生把法条司这一传统的冷衙门做成了热衙门。

企业最大的隐患，就是创新精神的消亡。一个企业，要么增值，要么就是在人力资源上报废,创新必须成为企业家的本能。但创新不是“天才的闪烁”，而是企业家艰苦工作的结果。创新是企业家活动的典型特征，从产品创新到技术创新、市场创新、组织形式创新等等。创新精神的实质是“做不同的事，而不是将已经做过的事做得更好一些”。然而，在权力干预还大行其道的市场经济体制中，企业家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希望通过侧身于权力之伞走企业高速发展的捷径，进而忽视了企业本身的创新，这就是为何即便跻身全球500强的中国企业也依然缺乏核心竞争力。

在今年3月的两会记者招待会上，李克强总理提出要努力做到让市场主体“法无禁止即可为”。笔者以为，在反腐大力推进的背景下，也包括大规模反腐落下帷幕之后，中国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即体现在这七个字上。企业家要创新，最重要的是改变过去或主动或被动的贿赂行为，把精力真正用在“创造性破坏”上。不过，企业家要抵制贿赂的诱惑，根子上还在于限制政府，因为只有把政府真正关进了制度的笼子，寻租才有可能真正得到遏制。因此之故，重塑政商关系，着重点还在于政府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