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改革必须有“患不均”的国人参与

深化改革必须有“患不均”的国人参与。

“不患寡而患不均”出自《论语·季氏篇·季氏将伐颛臾》第十六章。目前普遍采用的解读是不担心财富不多，只是担心财富分配不均匀。寡就是少，这个无可非议，但是对于“不均”，却始终缺乏统一的解释。

孔子的话至今仍然被奉为玉律，大概就是两种情况：一是他是伟大的预言家，成功的预言了他死后的两千多年里华夏社会对贫富不均的主流思想;二是他的话对后代人的影响很大，成为人们思想行为的指导，就如《圣经》、《古兰经》一般。

前一种情况是不成立的。孔子生活在公元前551年9月28日至公元前479年4月11日，他的话反映的是在他之前的华夏民族生存繁衍的经验总结(即民族习性、人文规律等)，或者是他本人的创见。他的话本意如何，现在没法确认。所以，每代人都会根据先贤给出的注解，结合自身的需要，进行解释。因此，孔子说的本意其实并不重要，对当代人起到教化作用的恰恰是当代人自己的解读。

汉代经学家孔安国(孔子十一代孙)为“不患寡而患不均”作注：“不患土地人民之寡少，患政理之不均平。”同为汉代的传播儒家思想的包咸曾对“均无贫”做注释：“政教均平，则不贫矣。”这里的“均”，完全可以被视为制度规则设计公平公正，人们各得其所的意思。明代朱熹的解释是：“均，谓各得其分。” 这里的各得其分，也应该理解为付出与回报成比例，而不是绝对平均的分配。

既然对不均的意思都没有确切统一的解释，那这种预言岂不是算命先生的万金油般的托词，顶多是事后做马后炮的印证，而难以在事前给出合理预判。

后一种情况貌似有道理，其实也是不成立的。虽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教义成为中国统治者的教化、管理社会的主要思想和手段，但是就“不患寡而患不均”这一句而言，华夏子民并没有真正履行。如果真的患不均，中国历史上就不会出现200年朝代更替的现象，而是更应三十年、五十年就一大变，因为物质财富分配不平均才是经济常态。实际上，相比于更崇尚自由和民众的某些西方民众而言，国人更像顺民，自古就被教育要安于天命、不与官斗，不到生命受到威胁的最后时刻是不会奋起反抗的。

这里给出第三种解释：统治者用这种说辞来约束人民对于公正公平的追求，以保护特权阶层最大限度的掠夺人民的财富，一旦人民要获取更多的回报，统治者就先从道义上进行扼杀，将患不均解释为平均主义，以此掩盖真正的不均——分配规则的不公正。

改革后很长一段时期内，不患寡而患不均多被用来指责国人热衷平均主义，由此给穷人扣上了仇富、喜欢大锅饭之类的帽子，似乎一谈到公平正义，就成了“患不均”，就应该被批评，尤其是要被富人们唾弃。

的确，在改革的第一阶段，需要解决寡这个问题，追求效率优先无可厚非。国人也没有抵制效率优先，而且全社会的投入物质财富的创造中，以至于中国经济增长的所谓“奇迹”令世界震惊。当国人们面对新出现的大蛋糕，如何分配自然就是大问题。国人企盼的分配，并不是某些人打着“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旗号批判的平均分配，而是能否公正的分配，更具体的来说就是能否按劳分配。不怕谁多分多拿，就怕没有让众人信服的理由和分配制度。马云、马化腾之类的富豪并没有被国人仇富，因为他们赚取财富的手段能够被国人接受，而表叔、房姐、大老虎、小苍蝇之类的先富者被国人仇视是因为他们违法谋财。

国人根本就没有所谓的“平均主义”——大跃进时代搞的大锅饭似的平均，更像原始人部落的分配制度，不合时宜，更不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和国人的追求，终究是昙花一现——也没有所谓的仇富，如果有，也是仇恨那些来路不正的富。大多数人追求的是辛勤付出后能得到相应的回报，即便被剥削，只要遵循了国人共同认可的规则，也就是“社会公认”的“公正公平”的准则就行——资本主义国家允许资本家剥削就是基于此理。

因此，在今后对效率和公平的讨论中，在对收入分配制度进行的调整中，切莫再以不患寡而患不均来污蔑国人、掩盖问题。如果富而有正道，贫而有个因，就没有什么患不均。当前最关键的问题，是收入分配制度不公造成的“不均”。因此，此轮深化改革中，必然应有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而且改革方案的设计必须应有这些“患不均”的国人的参与，而不能成为既得利益者(包括寄生其上的专家学者)的一言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