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失衡的体制探因

宏观经济失衡的体制探因。

中国经济目前仍处于宏观景气度较低的状态。一方面得益于“稳增长”政策，中国近年经济增速成功守住7.5%上下底线目标，另一方面经济运行仍旧持续面临下行压力和风险：一些上游工业部门产能过剩倒逼价格下降，资产泡沫因素较明显的房地产部门经历缩量降价调整，金融领域少数公司债则难以顺利还本付息甚至出现违约风险。

中国经济的上述特点，既是潜在经济增速回落等新常态因素的反应，也是调节早先宏观失衡的规律作用使然。本文所用“调整”一词，不是指政府部门采用产业政策工具对特定行业比例关系实施的干预调整，也不是指主要应由市场机制引导结构转型升级的一般动态调整，而是侧重指针对特定阶段货币信用过度扩张累积形成宏观失衡的化解调整。

在中国经济发展转型大环境下，过度扩张型宏观失衡往往是经济基本面积极条件作用与体制性扭曲因素影响互动叠加的产物。给定经济基本面条件提供快速增长动力的背景条件，体制扭曲因素与市场非理性冲动结合，造成特定时期货币信用过度扩张与通货膨胀，表现为流量物价上涨以及存量资产泡沫，伴随私营和公共部门债务率与杠杆率过度上升，从而形成不可持续的宏观失衡格局。

无论从经济学逻辑还是中国改革开放时期实践经验看，一段时期持续偏快扩张派生宏观失衡矛盾与张力加剧，最终势必要通过宏观经济和政策环境的反向变动加以释放化解。只有直面失衡矛盾并切实调整，才能为后续自主景气增长到来廓清基地。回顾新世纪以来中国经济走势，大约从2003年进入新一轮景气增长期；其间虽有国际金融危机前后短暂剧烈波动，景气繁荣期大体延续到2011年。

高速扩张期中国经济增长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然而也存在各种矛盾积累发酵的问题。从宏观经济与政策视角观察，受五个环节因素作用，宏观失衡逐步形成发展并派生后续调整的客观要求。因此有必要分析早先时期中国宏观经济失衡的发生机制和影响，才能在逻辑与历史相统一意义上，更好地理解目前中国经济推进改革紧迫性调整的必然性。

五个环节因素及其联系可表述为：要素价格没搞对是起点条件，货币总量难管好是关键因素，通货膨胀摁不住是直接后果，宏观调控宽泛化是政策效应，深层改革难推动是体制结果。每个环节因素都需要结合实际情况具体分析探讨。先看由于受体制转轨改革滞后制约，三种要素价格没搞对宏观经济累积失衡的关键影响。

一是汇率这个开放经济基本相对价格没搞对。数据显示，2000-2013年中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增长近4倍，2000-2011年相对OECD国家平均水平增长约2倍。在开放经济环境中，制造业最基本与最重要的可贸易部门，在制造业生产率快速大幅追赶背景下，人为维系盯住汇率体制，或过于强调稳定汇率目标，会引入本币动态低估失衡。

由于汇率涉及与贸易伙伴国关系，也涉及如何看待汇率调节外需对经济增速和就业影响等复杂敏感问题，汇率政策市场化改革滞后并引入汇率动态低估因素。汇率价格没搞对与其他因素结合在一起，成为助推国际收支顺差失衡一度快速膨胀的关键原因。经过十多年讨论和检验，目前这一问题敏感度有所下降，汇率市场化改革共识度提升，然而问题仍未完全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