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经济民粹主义风险

警惕经济民粹主义风险。

近日读到某知名学者发表在某外媒中文网上的《谁在绑架中国4G政策？》（下称“《4G政策》”）一文，文中充满的经济民粹主义情绪，令笔者近几年来对这类不良风气蔓延的忧患又加深了几分。

因为这篇文章结尾“义正词严”的一段质问中采用的医疗费用数据纯属网上流传的“愤青”或“愤中”捏造，与事实相去十余倍之多，其荒谬之处也不难辨识。

而如果一位这样知名的教授在社会福利问题上都这样跟着无知编造的网络舆论放炮，连基本的严谨要求都没有，而且偏偏是这样的舆论更能吸引人眼球更能广泛流传，我们如何抵抗打着“民生”旗号的自杀性福利要求？

所谓“民主”、“舆论自由”和“民生”固然是炫目的旗号，但在这里是否会将事实和远见推上供经济民粹主义愚昧短视任意虐杀的屠场？从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和台湾的情况来看，这是很有可能的。

“1600亿元实现全民公费医疗”很荒谬

《4G政策》一文最后一段有如下文字：“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的电信运营商，无论是3G还是4G，都是国有资产，任何投资或者收益都属于全体人民。这些网络所耗费的动辄上万亿投资，与实现全民公费医疗所需要的1600亿元相比较，其资金应该投向何处，其道理已经不言自明。数年前强行推动TD-SCDMA，已经造成了人民财产的巨额损失；而这次强令推广TD-LTE，更是很可能造成更加巨大的损失。如是，摆在中国决策者面前的一个严肃问题就是，中国的4G政策该如何向所有资金的提供者——普通的民众负责？”

这篇文章提出社会要在产业投资与社会福利性医疗支出两者之中选一，这一说法并不恰当，因为任何民族都只能先生产，然后才有财富可供消费之用；没有可持续发展的产业支出，任何社会福利计划都不过是画饼。

至于“1600亿元实现全民公费医疗”的说法，近两年在中国网络舆论中流传甚广，许多人据此撰文义愤填膺地抨击政府对民生关注和投入不足，而对公车之类投入太多等。但这一结论实际上很荒谬。

笔者孤陋寡闻，未知此数据出自何人何典，唯一可以确定的是最先抛出这个数字的始作俑者非常缺乏数学概念。中国人口已达13亿，1600亿元分摊下来人均一年不足130元，如果这样的支出就能实现全民公费医疗，那么“看病难，看病贵”还能同住房、教育一起被民间称作“新三座大山”？

事实是中国的卫生总费用早在20年前的1994年就突破1600亿元关口而达到了1761.24亿元，2007年突破万亿元大关而达到11573.97亿元，2011年突破两万亿元大关而达到24345.91亿元，2012年达到27846.84亿元。1978—2012年，中国卫生总费用从110.21亿元上升至27846.84亿元，增长251.7倍。27846.84亿元是《4G政策》一文中引用的“1600亿元”的17.4倍。

即使不考虑社会卫生支出，仅仅考察由政府财政承担的“政府卫生支出”一项，在2006年也已经超过1600亿元而达到1778.86亿元，2012年已达8365.98亿元，这一数字也是“1600亿元”的5.2倍。

就总体而言，农村居民人均卫生支出比城市居民少得多。2012年农村人均卫生费用1055.89元，城市为2969.01元，全国平均为2056.57元。而且中国城镇化人口比例2011年就超过了50%，当前一段时期内还将持续显著上升。但哪怕是仅仅满足日益减少的农村居民标准不算高的医疗需求，1600亿元也明显不够。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支出在2011年就已经超过了1600亿元而达到1710.2亿元，2012年达2408.0亿元。可以预见，随着农村居民医疗标准提高，农村医疗支出还将显著提升。

要警惕经济民粹主义泛滥

“1600亿元实现全民公费医疗”——如此荒诞无稽的谣言能够流传如此广泛，让那么多的人不假思索地当作事实大肆宣扬，连一些知名学者也轻易上当，折射出的第一个问题当然是我国社会的浮躁已经何其普遍，何其严重。

毕竟，中国的卫生总费用并不是什么难以查到的秘密数据，而是载于每年都会定期公开出版发行、上网的统计年鉴和公报上，印刷发行量成千上万；看出这个说法的荒谬之处更不需要多么高的知识水平，只要有客观的精神、日常生活常识和简单的算术即可。

与浮躁相比，更令人担忧的是这一谣言和这篇文章最后段落折射出的经济民粹主义在当今中国社会何其流行：无止境地索取社会福利，却不考虑福利支出来源及其可持续性；追求消费、福利，却不考虑社会财富的生产及其所必需的投资；要求对外经贸和外交的利益，却反对为拓展、维护对外关系所必需的援助和贸易投资等一切投入……

而且浮躁与经济民粹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两者相辅相成：浮躁的社会心态助长了经济民粹主义的要求，经济民粹主义抬头又会激励浮躁“吃香”。

无论看上去多么貌似“正义”，这样的经济民粹主义倘若成为中国的决策乃至制定决策的指导思想，必然给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毁灭性的损害。看看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和美国“黄金州”加州的财政危机，看看欧洲已经相当显著、而且还在持续恶化的移民问题，回顾审视历史，任何中立客观的观察者都不难理解这一点。

单就医疗卫生保障而言，在我们这个第二经济大国，政府当然应当努力给社会提供适当、可持续的医疗保障，问题是保障要适度，要能够尽可能避免产生道德风险，导致卫生费用支出过度膨胀。中国卫生费用支出增长甚快，绝对规模和在GDP中占比都已经相当高。

2012年中国卫生总费用占GDP的5.36%，即使在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所列的“极高人类发展水平国家”中也不算低，新加坡2010年同一比例只有1.4%，澳大利亚为5.9%。

此外，政府支出在卫生总费用中也占到了1/3；由于中国人口结构老龄化和城镇化，由于中国政府近年来强调民生和扩大消费，随着中国医疗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卫生费用支出还会继续快速增长。如果不对医疗保障的可持续性给予充分的考虑，最终我们在财政稳定性和国民经济效率、公平之间将很难取舍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