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与经济增长

税收与经济增长。

经济增长是税收的基础，没有增长就没有税收，但是过重的税收不可避免地会遏制资本的积累与扩大再生产，同时不合理的税制也会扭曲社会激励机制，改变人的行为准则，最终结果是税收的减少，所以税收与经济增长有着紧密关系，不合理的税收是经济增长的杀手，是激励与进取的杀手，也是税收自身的杀手，因为没有增长，没有激励，结果只能是赋税国家的破产。反之，低税率可以推动资本的积累与扩大再生产，可以激励人们勤奋工作，由此结果是税基的扩大与税收的增加，社会的发展与繁荣。

经济学家熊彼特认为税收是商业社会的一项基本标志，也是政府的基本标志，但是另一方面它又基本无可避免地具有伤害生产过程的性质，其原因在于过重的税收会遏制资本的积累与扩大再生产。积累还是消费决定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前现代社会经济模式显然是以消费为核心的，这一方面是由于当时生产力的低下，同时也是由于人们的生活习惯，而现代经济的核心在于积累，所谓积累就是推迟消费，把生产的财富用于扩大投资与再生产，这一转变的原因可以归于资本主义精神即苦行僧式的生活习惯，经济生活核心由消费向积累的转变无疑是现代经济快速发展的根本原因，也是导致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不同的根本原因，但是目前现代社会面临的一个困境是由于高消费，高税收导致企业积累不足，由于企业积累不足导致投资不足，最终导致经济发展的停滞与衰退以及高失业率与政府财政的危机。美国历史学家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在“我们所了解的世界的终结：21世纪的社会科学”中指出现代资本主义体系正在受到一种结构性的制约，人们已经不再能够驾驭，而这种结构性的制约主要来自于三个方面，一是全世界的非农村化的结果，这是非常超前的现象，将可能在今后的25年中大体完成。这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劳动成本在全部创造价值中的比重将不可避免地增加。二是成本外化的长期后果，这导致了生态的枯竭，这就使投入到全部创造价值中的百分比上升。三是世界民主化的结果，它对公共开支不断提出更大需求，用在教育，卫生保健和终身收入的保障上，这就使税收开支在全部创造价值中的百分比上升。以上三种力量结合在一起创造了一种大规模的长期的对生产利润的结构性压缩，而且使资本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能赢利。由于资本的无限积累是定义资本主义作为历史体系的特征，但是以上三种制约使这一体系的最初动力不再起作用，所以资本主义面临结构性的危机。

另外税收制度不仅影响资本的积累与经济再增长，而且也是影响人的行为准则与社会气质。人的行为是受利益驱动的，人们勤奋工作目的无非是为了有更高的收入，能够以此有更好的生活，但是如果更高收入意味更多纳税，而那些不努力工作，收入低的不用纳税，还有退税和补助，如果干好与干坏都一样，那么谁还会努力工作呢？再有经营好的企业，利润高的企业意味交更高的税，而经营不善，频临破产的企业不仅不用交税，还有政府的补贴和救济，那么企业经营好坏还有什么区别呢？现代社会是一个竞争的社会，多劳多得天经地义，只要财富所得是合法的，靠自己努力挣来的，都应该得到保护，而且应该得到社会的尊敬，但是现代税收制度显然是惩罚赢者，奖励或者说是帮助输者。不错政府所为是为了主持社会公平，社会公平与公正一般认为就是平等，没有平等就没有公平公正，那么，是如此吗？不错社会不平等是现代社会的一个严重问题，也是导致社会矛盾与冲突的根源，那么如何才能消除不平等呢？对此有两种方法，一是将富人的财富分给穷人，这是最简单的方法，但是结果是大家都变成了穷人，因为由此富人不努力了也变穷了或者跑了移民了，而穷人花完分得的财富后还是穷人，但是接下去能够分的就越来越少了。二是让穷人变成富人，结果是大家都是富人，那么如何让穷人变成富人呢？简单地讲就是机会均等，即人们生活中由政府决定的那些条件同样地向所有人提供，使特权变得廉价不再是特权，因为由机会不平等导致的不平等是几何级的，而由于生理因素或者家庭因素导致的不平等只是算术级的。税收制度实际上不仅仅是税收或者收入的再分配，而是一种关乎社会游戏规则与人的行为准则，它可以激励勤奋者，惩罚懒惰者，但是也可以激励不劳而获，惩罚勤劳有为者，不同的规则显然影响经济增长与否。

最后，不同的税收制度也自然影响税收自身，经济增长是税收的基础，没有增长就没有税收，而如果税收过重，遏制了资本的积累与扩大再生产，如果由于税收制度努力的人不再努力，而不努力的人越来越依赖于政府的救济与补助，那么税收又从何而来呢？只能是来自于不断增长的债务，结果自然是税收体制的瓦解与赋税国家的破产。从现代社会发展来看政府的功能不是缩小而是不断扩大，特别是随着福利国家的产生，政府已经俨然成为社会的保姆，之所以产生这种反向发展趋势一自然是国家民主化的发展。而政府功能的扩大意味而且必然意味国家税收的提高，因为政府不是生产性机构，它没有钱，要钱就要增加税收，羊毛只能出在羊身上。那么，政府能够向谁征得税收呢？只能是富人，因为穷人本来就没有钱，他们是国家照顾的对象，是税收增加的受益者。但是，政府向富人征税，在达到一定水平时自然会严重影响进行资本积累的能力，税收增加，利润下降，反之亦然，富人或者公司往往选择如何避税，逃税或者选择一走了之，于是政府不得不把眼光再转向那些留下来的富人与公司，直至最后一个富人。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一开始就写到一个健康稳定的经济社会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社会生产性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的比例，前者要大于后者，二是生产与消费的比例，前者要大于后者。显然，现代经济增长面临的困境不是经济发展中的危机，而是资本积累中的危机，是社会道德的危机，人们不再把勤奋与节俭看作美德，而企业由于成本的不断提高，不能赢利，不能积累，也就不可能再扩大投资，没有投资，就不可能有发展，而没有发展结果自然是经济增长的停滞与衰退，以及随之而来的高失业率与政府税收和财政的危机，所以现代经济的快速发展源于积累，危机的原因也在于积累，在于企业利润的下降或者不能赢利，对此不仅是企业面临和应该考虑的问题，同时也是政府面临和应该考虑的问题，而这些问题的根源之一显然离不开税收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