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新格局下的中国战略

全球新格局下的中国战略。

中美两国都需要经济健康稳定快速增长。

长期经济增长说到底就取决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实现劳动生产率提高不外乎三个主要途径：第一是技术进步；第二是在技术没有进步的情况下，亚当斯密所说的得自贸易的收益。两国都生产两种产品，你生产A效率高，我生产B效率高，那我就专门生产B，你专门生产A，然后我们进行交换，由于要素集中于更有效率的产业，并相互交换，提高了整体劳动生产率，社会福利就改进了。这表明，中美之间的自由贸易是对双方都有益的。第三个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途径是制度创新，好的制度安排和技术进步与要素流动密切相关，因为制度创新提供激励，降低交易成本。所以我觉得，在制度设计方面，特别是在全球治理方面，中美可以做许多对双方和世界均都有益的事情。

亚洲最大的利益冲突是由谁来主导区域的发展国就要利用日本、韩国和印度等国家来制衡中国。也只有在这个制衡博弈过程中，美国才能保持巨大的影响力。

如按照这个框架去理解，自然会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近日无论是钓鱼岛还是南海争端，谁是真正的最大受益者？有人明确指出，是美国在背后推动了上述争端，因美国不想看到中国主导亚洲。这是一个值得深入考虑的问题。

《21世纪》：那么中美两国在亚洲的利益冲突到底在哪里？

张宇燕：中美最大的利益冲突就在国际规则的制定权上。正如前面所说，规则制定权变化的背后是经济实力的变化。

在亚洲，中日韩三国经济贸易日益紧密，中国已是日本第一大出口国，假如中日走到一起，签订自由贸易协定，那么其影响将不可估量。今年中国GDP将达到8.2万亿美元，日本GDP大概5.8万亿美元，而欧元区17国的GDP大概是13.8万亿美元。换句话说，单是中日两国的GDP就超过了整个欧元区的整体水平。如果再加上韩国，那么中日韩三国的GDP就和整个欧盟、甚至美国大致在一个水平上了。这反映出，亚洲可以在经济上发出很强的声音，真实地展现出当今世界地缘政治经济发生的深刻变化。

对中美而言，最为重要的问题之一是，亚洲未来一体化的路线图由谁来主导。亚太未来发展有两个路线图：一个是亚洲区域经贸合作形成的“10 1”（东盟10国分别与中国、日本、韩国3国）、“10 3”（东盟10国与中日韩3国）和“10 6”（东盟10国和中国、日本、韩国、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6国）等合作机制，其中主要是“10 3”，核心是中日韩三个国家。注意，美国是被排除在前述合作机制之外的；另一个亚洲合作的路线图是美国所积极推行的跨太平洋（601099）伙伴关系（以下简称TPP）。TPP标准更高，涉及范围更广，有别于一般性的自贸协定，目前已有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新加坡、越南、韩国、泰国、菲律宾、巴基斯坦和日本等多国加入TPP谈判。

我们看到两条路线同时在进行，最后的结果如何，我们现在不知道。任何规则和制度都是非中性的，也就是说同样的规则对不同国家的意义是不同的。路线图也好，规则设置也罢，关键是谁能通过主导一体化规则的设置来获取最大利益。在亚洲，中美两国最大的冲突是由谁主导制定地区发展规则。谁今天主导亚太，谁明天就可能主导全球。

《21世纪》：在不伤害两国的核心利益的前提上，中美两国如何共同发展？

张宇燕：中美两国的问题不可能一下都解决，有些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下降，双方需要通过接触、交流和磨合，来增进战略互信。所谓互信，除了能理解和把握对方的意图，还能对对方的行为做出相对准确的预期，遇到问题能找到双方可以接受的解决办法。比如，在国际贸易中，你制裁我的产品，你预测到我会反制裁你，即使我反制裁你，我也能预期，你也不会挑起更大规模的贸易战，这样大家可以控制冲突。有人从中美贸易摩擦中读到中美战略互疑，我则相反，认为这恰恰是战略互信的表现。

《21世纪》：随着美国重返亚洲战略的实施，亚太将重新成为中美两国战略利益的争夺集中点。您认为，美国在亚洲的核心利益是否有变化？如果有，那将是怎样的变化？

张宇燕：对所谓“美国重返亚洲”的说法，我一直不是很认同。美国什么时候离开过亚洲呢？在提出重返亚洲战略之前，美国在韩国和日本仍保留军事基地。虽然军队的人数可能少了一些，但是军事训练和武器质量都没改变。因此，近年来美国亚太战略的调整，我们只能说美国更加重视亚洲，美国全球关注的重点发生变化，开始从中东转移到东亚。

在我看来，这个过程，是很自然的事情，亚洲市场大、潜力大，未来世界经济的增长点在亚洲，尤其是东亚。

去年9月，时任美国国务卿的希拉里在《外交政策》杂志上发表题为《美国的太平洋世纪》的文章，讲了美国看重亚洲的理由，既有经济原因，也有安全考虑。她写道：“未来的政治将取决于亚洲，利用亚洲的增长和活力将构成美国经济和战略利益的核心。美国在亚洲的新伙伴中，中国最为引人瞩目。”美国“将继续把同中国的关系置于一个更广泛的地区性安全同盟、经济网络和社会纽带的框架之内”。

关于美国在全球的布局，有一个理论叫“离岸平衡”（offshore balance），芝加哥大学教授米尔斯海默对此做了精到的表述。该理论认为，美国再做全球性大国是不可能了，所以要保住战略重点。由于全球发展不平衡，假如某个国家在某些重点战略地区做大了，这时美国就要用其他国家来进行平衡，制约它的发展。所以当中国实力增强、在亚洲影响变大时，美

中国可在包容性发展问题上多做文章

《21世纪》：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中国要“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这种表述意味着我们告别了过去反应式的被动外交策略。那么，您认为中国应如何发挥负责任大国的作用？

张宇燕：以往我们说得多的是我们反对……、我们不支持……，但是现在我们提出要以积极姿态参与国际事务，发挥大国作用，参与全球治理，支持自由贸易等等，让人感觉中国是要做实事。

十八大中提出的外交新表述是基于对整个国际形势的判断，即世界力量对比将朝着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的方向发展。

在发达国家来看，从柏林墙倒塌开始的上一轮的全球化过程中，新兴经济体尤其是中国受益了，中国得到了很多好处但是没有负起相应的责任。

现在，新一轮全球化已然开始。与去全球化（de-globalization）不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相互依存度仍在不断提高，这是一个“再全球化”（re-globalization）的过程。再全球化的实质是，发达国家运用国际规则和秩序的主导权，通过制定水平更高、执行更严的非中性规则，并让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接受他们的规则，从而实现他们的利益最大化。

不难想见，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将经常就这些非中性的规则进行讨价还价，而且这个过程也将越来越激烈。我认为，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应该在这个领域发挥更大和更多的作用。

《21世纪》：您曾经把美国的衰落称之为“顶峰平台期的向下倾斜”，也有人把美国的这种状况称为美国衰而不落。未来十年，中国与美国既要争夺领导权，也要分享领导权，那么中国在实现世界领导权上有哪些具体路径？

张宇燕：很多年以前，我说过美国处于顶峰平台期的向下倾斜，事实证明也是如此。现在，美国是一个既成的大国，中国是一个崛起的大国，它们之间既有合作，也有冲突。作为全球两个最大的经济体，它们之间的激烈博弈，在所难免。这种局面也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具体到中国如何参与对未来世界的领导权，首先要回答的问题是如何定义领导权。

很多人将领导权定义为领导力（leadership）。所谓领导力，主要表现为理念和价值观层面。你能否提出一个好的想法，并且这个想法能被大家所接受，还能组织实施将之变成现实。在这一点上，中国目前的表现远非优秀，相对而言，美国等西方国家表现得更加成熟。

对领导权的第二种理解是经济上的主导权（dominance）。简单地说，它指的是在和平时期你能买多少东西。如果你能买的东西多，那在全球你就掌握了主导权。因为大家都生产，然后找市场，你的购买力强，大家对你的依赖程度就越高。你讲的话就有人听，正所谓“物甲天下，就理甲天下”。

尽管今年中国的进口增速放慢，但总额已将近2万亿美元，几年以后很可能超过美国。在引进外资上，中国今年上半年已经是世界第一；去年，中国海外投资已达700多亿美元，再过三五年我们对外投资额超过引进外资额，并不让人感到惊讶。随着中国在世界经济上主导能力的增强，中国在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区域及全球经济合作规则制定上，将会有很大的发挥空间，也将扮演更具影响力的角色。

领导权还特指政治安全上的领导权。在常规武器和核武器上，美国是占有绝对优势，是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在这方面，中国并不打算去争夺什么领导权，而主要是捍卫国家利益。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坚定捍卫中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不能做任何让步”。我们可以视之为中国国家利益的内涵。

再者，领导权还体现在全球规则或者制度制定过程中的影响力，其中包括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其他国家的能力，也包括一国对国际体系而言是不是不可或缺的。比如在气候变化、清洁能源、粮食安全、全球贸易体系和金融体系等领域，中国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不可或缺的国家。

需要强调的是，以上四个方面的领导权，在我看来，并无高下之分，它们的关系更像一个四边形，是相互联系和制约的。其中，特别需要强调的是，权力和责任是对等的，追求权力而不承担责任，是受到诟病的重要原因。

至于你说的实现领导权的具体路径，中国可以在包容性发展问题上多做一些文章，也就是说让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分享到中国发展的果实，比如说中国可以向周边及非洲、拉美等发展中国家开放市场，甚至实行单方面的零关税政策，为它们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