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筑“实体经济”之基

重筑“实体经济”之基。

2016年底，福耀玻璃董事长曹德旺投资10亿美元在美国建厂、天津财经大学教授李炜光抛出“死亡税率”的话题，引发人们对实体经济发展环境的反思。

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实体经济的利润像“刀片一样薄”、中国“产业空心化”……等等关于实体经济的种种担忧，似乎没有消停过。2016年以来，实体经济再次受到强烈关注，而且普遍认为，实体经济面临的困境，远比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时还要严重。

去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振兴实体经济”列为重点工作之一。一方面说明对实体经济的重视，另一方面也说明当下中国的实体经济确实令人担忧。

实体经济尤其是制造业，是一国经济发展并走向强盛的基础。当前实体经济面临着怎样的难题？怎样才能转型升级？

“脱实向虚”忧虑

目前，中国经济形态无可争议地出现“脱实向虚”的现象。那么，什么是实体经济？什么是虚拟经济？怎么界定两者的区别？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是不是对立关系？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部长赵昌文认为，实体经济覆盖一二三产业，其中一二产业毋庸置疑，尤其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主体，第三产业分为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中的商业、流通等部分也属于实体经济。

今年1月4日，李克强总理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进一步明确，要正确认识“实体经济”的内涵：“实体经济”不是仅仅包含制造业，而是涵盖着一二三产业。他说：“网店直接带动了实体工厂的销售；快递业既拉动了消费也促进了生产。这些实际上都是‘生产性服务业’，都是在为实体经济服务，也是实体经济的一部分。”

而现实情况是，中国经济运行中，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之间存在发展严重失衡的现象。用南京大学教授刘志彪的话说：“实体经济不实，虚拟经济太虚”。他认为，实体经济中真实的、创造社会财富的产业部门生产率低下，具有较大的泡沫经济成分。虚拟经济中，真正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比例较低，同时自我循环、脱离实体经济发展的泡沫化成分很高。

“一方面，在利润率差异的驱使下，企业都不愿意辛苦地做实业，都更愿意去做资本市场、衍生金融产品和房地产等；另一方面，虚拟经济存在真实利率高、资产价格高、杠杆率高等问题。”刘志彪说。

同时，国内民间投资增速大幅下滑，而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增速跃升，国内制造业和实体经济正面临“空心化”的危险。这正是中国经济的危险之处。

曹德旺曾在多个场合指出中国制造的成本优势正在丧失。2016年全国两会期间，曹德旺递交的提案是关于如何帮助中国制造业渡过难关。他认为，劳工成本逐渐上涨，再加上较高的工业土地成本、税负、资源价格等，成本不合理的因素更加凸显。相反，中国周边拥有人口红利等后发优势的国家正在创造条件吸引投资。

对于此问题，不少制造业企业家都有切身的感受。娃哈哈董事长宗庆后也在公开场合“抱怨”：实体经济税费比较高，利润率很低也很辛苦，导致生存不下去，很多人不愿意干实体经济。

实体经济“脱实向虚”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偏低，资金对实体投资意愿不强。而资产价格增速一旦比实体利润更高，经济就容易有“脱实向虚”的倾向。

对于“脱实向虚”形势之严峻，从去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可窥一斑。“着力振兴实体经济”、“稳定民营企业家信心”、“保护企业家精神，支持企业家专心创新创业”、“加强产权保护制度建设”等表述，无一不是为振兴实体经济的企业家、尤其是民营企业家量身定做。

成本之高

近年，在国家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背景下，包括曹德旺在内的很多企业家都有到海外投资建厂的意愿。比如：山东太阳纸业将投资超过10亿至13亿美元在美国阿肯色州建厂，中国天源纺织也将投资2000万美元在阿肯色州设立服装制造厂……应该说，曹德旺的行为没有什么过分之举，为什么偏偏引起轩然大波，并被解读为曹德旺要“跑”？

综合各媒体报道来看，因为曹德旺说了一些实话：美国的土地基本不要钱；中国制造业的综合税负比美国高35%；美国的电价是中国一半，天然气价格只有中国的1/5；物流成本比中国便宜。总之，中国除了人力成本比美国便宜，剩下的成本都比美国贵。

曹德旺的话实际上传递出一个可怕的信息：目前在中国做制造业只有死路一条。美国的制造成本真的比中国还低吗？

据了解，近10年来，美国制造业的各项成本都在下降，包括人力成本，页岩气革命给美国带来的能源成本的降低，以及美元作为全球储备给美国制造业带来的优势竞争力等。

根据BCG（波士顿咨询公司）的研究报告估计，目前在美国制造商品的平均成本只比在中国高5%，预计到2018年，美国制造的成本将比中国便宜2％-3%。对于缺乏核心技术的中国制造业而言，我们唯一的竞争力就是成本优势，如果丧失了成本优势，中国制造业真的是只有死路一条。

一边是美国的制造成本不断下降，一边却是中国的制造成本在上升。国泰君安宏观分析师任泽平指出，当前中国企业的成本处于历史高位，2015年，企业的主营业务成本率达到85.68%，连续四年上升，较2000年高出近5个百分点。随之而来的是工业企业利润增速快速下滑，2015年工业企业利润首次出现负增长。与国际比，中国制造业成本优势明显下降。根据BCG调查统计的全球制造业成本指数，2014年我国制造业成本高于印度、墨西哥、印尼等“竞争对手”。而2004年我国制造业成本低于墨西哥和印度。十年间，中国涨幅明显大于上述国家。

BCG表示，中国制造业成本快速上升源于劳动力成本上涨、人民币汇率升值和能源成本上升所致，劳动力成本上升快于生产力增长是主因。

所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在减税、降费、降低要素成本上加大工作力度；要降低各类交易成本特别是制度性交易成本，减少审批环节，降低各类中介评估费用，降低企业用能成本，降低物流成本，提高劳动力市场灵活性，推动企业眼睛向内降本增效”。这表明，国内实体经济增长乏力、“脱实向虚”的问题已经到了无法回避的程度。

税负之重

与曹德旺要“跑”引发的舆论风波一样，天津财经大学教授李炜光“死亡税率”的观点一经媒体报道，又一次成舆论焦点。

2016年上半年起，李炜光教授带领一个课题组，先后赴四个城市进行民营企业税费负担社会调查。在调研中他们发现，87%的企业家认为税收负担很重和较重，只有8%企业家认为税负可以接受，这反映出我国总体税负水平可能已经严重拖累了企业经营。

李炜光说，我国企业的实际税费负担率是多少呢？应该在接近40%的水平上。30%-40%的税负对企业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死亡，或可以叫“死亡税率”。因为在我国，除新兴行业以及金融等领域外，大部分企业的利润率都不到10%，30%－40%的税费负担足以导致大多数工业企业处于困境之中，甚至亏损倒闭。其实这也是我国当前经济持续低迷的真实原因之一。

据李炜光团队统计，1978年到2015年37年间，中国宏观税负与经济增长之间呈负相关关系，而且政府支出的持续膨胀也具有挤出效应，说明我国政府长期实行的是与经济增长不大相合的重税主义政策。

如果用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中的“总税率”指标来衡量我国企业所承担的税负（总税率是指企业的税费和强制缴费占商业利润的比例），2013年，我国企业总税率为68.7%，不仅明显高于发达国家，也显著高于发展中国家泰国和南非，仅略低于巴西。这之后的2014年和2015年，中国继续维持在68.5%和67.8的高水平上。在如此重的税负下，中国的制造业企业活着已经不容易，谈何创新和转型？

李炜光说，种下重税主义的“因”，就等着收经济下跌的“果”。一个刚刚增长了20多年的新经济体，本不该这么快就进入衰退期的。试想，如果把我国的宏观税负水平降到国际平均水平线上，将会释放出多大的企业活力和经济供给能力呢？

“2016年本土企业外逃情况引发了对我国企业实际税负问题的重视，同时在营改增深入推进阶段，企业税负不降反增等问题都会存在。未来工业结构调整会对整体产业发展情况造成影响，企业利润会在低位游走，税费负担剥夺企业利润的行为会严重打击企业生产积极性。”赛迪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秦海林坦言。

2016年年初，政府工作报告拿出了一个非常令人期待的减税计划，甚至承诺在营改增的过程中“只减不增”。但结果，企业的税费负担并没有实质性的降低，在经济非常困难的情况下，税收总额仍然在增加。即使官方宣传的营改增减税5000亿元也备受质疑。

独立经济学者马光远撰文指出，关于中国税收，关于中国制造业，我们已经讲了很多很多。撕破喉咙喊减税，但雷声大，雨点小。这种思路不改变，中国实体经济怎么可能好转。

“如果‘曹德旺们’都跑了，中国经济最后还剩下什么？”马光远说：“必须祛除笼罩在中国经济上空乌烟瘴气的空气了，必须意识到中国实体经济面临的生死存亡的危险。必须意识到再不真诚减税，就真的来不及了。”

资本入侵实业

实体经济是一个国家社会财富和综合国力的物质基础，其能否健康运行对于维护社会经济秩序至关重要。然而，2016年，多家不同领域的实体经济龙头企业却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资本入侵危机。

万科、格力、伊利、上海家化、深圳南玻等实体企业纷纷被金融资本入侵，却无力在规则之内取得竞争的胜利。前海人寿进击格力电器、阳光保险举牌伊利……以前海人寿“血洗”深圳南玻为例，保险资金不充当长期机构投资者，不通过实体经济的发展获益，而是反客为主控制上市公司，低买高卖以求短期谋利，令原有管理层集体出走，严重破坏了这家实体企业的良好发展路径。

业内人士分析称，无论是华为、格力还是伊利，这些代表中国制造的实业企业由于聚焦制造，拥有较长的产业链和多极成本构成，资产泡沫形成的成本抬升极易映射到企业里，本身就更易受到挤压。如果各行业最领先、优秀的企业都会沦为资本大鳄的口中食物，中国实业的未来将笼上浓重的暗影。

董明珠作为一个从基层做起来的人，从卖场导购到区域销售经理，再到全国总经理，一手把格力拉扯成国内领军的空调企业，就是因为她身上的实干精神。

当“野蛮人来敲门”，董明珠抵制的态度也十分坚决。她说道：“谁投资并不重要，但请你不要成为制造业的罪人，不能用经济的杠杆来破坏制造业的发展！”

董明珠表示：“如果没有实体经济的发展，就没有金融存在的价值……中国强大起来，必须有实体经济，必须有自己的技术、自己的产品！”

她又举出了德国与美国崛起的例子：“这两个国家的崛起靠的是金融支撑吗？金融是工具，归根结底靠的是科技。”

为了坚决狙击这场不正常的财富征伐运动，有关高层相继发声。2016年12月3日，证监会主席刘士余在公开会议上明确批评指出，“（险资）用来路不当的钱从事杠杆收购，行为上从门口的陌生人变成野蛮人，最后变成行业的强盗，这是不可以的。这是在挑战国家金融法律法规的底线，也是挑战职业操守的底线，这是人性和商业道德的倒退和沦丧，根本不是金融创新。”

刘士余的讲话一石激起千层浪，当舆论还在分析其发言的背景时，政治局会议发出了更为明确、清晰的声音。2016年12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专项会议，坚定地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为今后一段时间的工作方向牢牢定调。专家指出，在经济步入新常态的大背景下，资本为追求更高回报频频举牌实体企业，在某种程度上对实体经济良性的发展带来杂音与干扰，而政治局会议选择在此时发出明确的声音，意在释放中央重视实体经济、严格管制资本肆意干扰实体企业发展的重要信号。

实体企业人士表示，期盼监管部门尽早出台相关政策和透明化的长效化监管机制，引导全民全社会形成关注、监督和保护实业企业的氛围，期待有关管理部门尽快出手“纠偏”，避免实体企业一次次受到同样问题的伤害，切实保护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命脉。

制造业回归

就当前语境而言，实体经济不仅仅是制造业，但制造业必然是实体经济的基础。振兴实体经济，首先要振兴制造业。

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主战场。中国GDP占世界比重曾一路滑落至1.83%，至1990年左右开始陡升，2014年达到13.3%，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而这一时期，正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制造能力重振的时期。

纵观世界，19世纪70年代的英国，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和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无一不是靠制造业发展起来的发达国家。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国际理事会成员小理查德·埃尔克斯说，“在任何市场中，在争夺经济的制高点时，决定胜负的力量通常掌握在控制战略要素的生产者手中，他们不仅影响到技术创新，还影响到贯彻和实施技术创新的能力，即制造产品的能力。”

他甚至将一国对先进制造业的追逐，称之为“为大国的命脉而战”。

“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告诉我们，发达强健的实体经济是一国应对危机、摆脱困境的关键。”赛迪智库产业政策研究所所长李燕认为。

李燕说，金融偏离实体经济而自我循环，很容易生出金融泡沫，“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美欧国家之所以至今难以脱身，重要的原因就是实体经济的孱弱，包括先进制造能力的退化。”

放眼当前国际趋势，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和蔓延，全球经济进入深度调整，实体经济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再平衡的核心内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即高调倡导“重回制造业时代”，从“去工业化”彻底扭转为“再工业化”。紧跟其后，英国2009年提出“重振制造业战略”，法国2010年提出工业振兴计划，日本提出发展“领先世界的尖端产业群”，德国提出“工业4.0”的高科技战略计划……

这些政策都旨在通过战略规划、资金补贴、政策倾斜等，推动社会资本和研发资源向实体经济快速转移。由此可见，大力发展实体经济已重新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

此时此刻，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提出重振制造业、发展高技术产业抢占制高点的战略转型，引发全球诸大国竞相重构经济发展方式。世界经济竞争格局正在形成空前复杂的裂变局面。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叶连松认为，美欧发达国家再工业化，绝非发展低端制造业，而是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向高端制造发展，通过加大科技创新投入，尤其加大信息技术对新能源、生物技术和新材料等产业发展的渗透融合，重新夺回世界制造业的优势地位。

叶连松分析，未来10年将是美欧“再工业化”重建高端制造业的10年，这不但会缩减我国制造业对外出口空间，而且随着贸易摩擦的日益加剧，强烈冲击中国工业制成品对世界其他市场的出口规模；一些世界发达国家对国际贸易的围堵对象，已从“中国制造”上升为“中国高端制造”领域。

老树如何发新芽

“振兴实体经济主战场在制造业，关键在存量，核心是创新。”工信部规划司副司长李北光说，除了加快发展新兴产业，更重要的是用创新推动传统产业“老树发新芽”。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王广宇认为：“一提发展实体经济，并不是说就要开工厂，要去发展传统的、相对粗放型的基础工业，以及低成本、低附加值的工业制成品。”对于产能已然过剩的此类实体经济，是不值得振兴的，而是要按照“三去一补”的改革方向，坚决去除落后产能。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企业家发挥的重要作用在于生产要素配置，技术、组织和制度创新等等，是任何国家发展实体经济所必须的。”王广宇表示，伟大的企业家和卓越的企业家精神，最终会造就基业长青的公司和优质的产品。

“在以往三十多年的经济改革与腾飞过程中，中国亦出现了一批能够比肩美日等国成功案例的企业和企业家，其从跟随模仿国外的技术起步，不断加大科研投入，到现在成为业界上数一数二的创新型企业。这些是社会和企业的成绩，也毫无疑问，与企业家的努力不可分割。”王广宇称。

娃哈哈的宗庆后，这位已经70多岁高龄的企业家，现在保持着清教徒式的生活：早上7点上班，晚上11点下班；每年出国考察洽谈约3个月；到全国各地做市场调查约5个月。而且他竟然选择座高铁二等座出差，被传为佳话。

宗庆后说：“国家实力强调社会财富增加，最终来源是实体经济，虚拟经济是依附实体经济，本身不产生任何财富。实体经济是倡导财富经济，是就业经济，是创造中华民族伟大中国梦的经济，是富民强国的经济！”

宗庆后也多次提出目前实体经济的赋税过重问题。他说：“实体经济现在的税费负担较高，资金成本、人工成本太高，以致于利润率太低，从而导致实体企业生存不下来，没有人愿意干。”

无论是宗庆后、曹德旺，还是董明珠，这些实业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用匠心精神培育支撑着整个行业，他们一直想做出更好的产品，而不是为了上市、收购、重组然后套现，他们才是中国最需要的企业家。

有企业家表示，海外建厂并不等于出逃。振兴实体经济，应该从顶层设计营造一个好的发展环境，更加注重企业家精神的重塑、工匠精神的传承、创新精神的培育。要在高端制造业方面进行创新，把握核心技术，唯此，企业家无论到海外建厂，还是留在国内发展，都将是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能。

“没有从社会文化上对于成功者的正面褒扬，没有资本市场对成功者的超额激励，就不会有新的实体企业再次登上高峰。”王广宇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