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无贤人，民主也难

若无贤人，民主也难。

谢谢王军，谢谢贝教授很好的演讲。讲贤能政治，在我看来是多样化的政治选择中的其中一种。但是，现在有点涉及到政治正确性，似乎又遭到某些人的批评，其实这种批评可能来自一种非常简化的意识形态化的对现在很多概念的理解。其实政治很复杂，所以政治制度的选择的多样性是非常正常的，理所当然的。做一个比喻，就是现在有人说红花最好看，贝教授说黄花也好看。事实上世界上没有最好看的花，只有万紫千红。所以，这是一个很普通的道理，我觉得这一点应该以平常心待之。

另外，讲贤能政治，其实有一个背景，就是对于民主政治某些缺点的批评。这个批评应该说自二战以后相当长时间，甚至不是自二战以后，其实一直就有批评，我说的批评主要是西方世界的批评，很早就有，从古希腊一直到二战以后。我作为经济学家非常熟知二战以后经济学家对民主制度的批评，大家知道阿罗、知道布坎南、知道奥尔森，这些都是第一等的经济学家，他们都提出了批评，而且批评都是很致命的。包括所谓多数民族和少数民族的问题没法解决，包括贝教授讲的投票人和非投票人的问题。我在很多年前讨论过这个问题。所谓“非投票人”，一种是后代人，你做损害后代人的事情，他还没生出来呢。还有外国人也是“非投票人”。你可以说美国的宪政民主很好，但是要说对谁好，对印第安人就是不好，这是没错的。为什么？因为是这个制度决定的，因为印第安人不是美国公民，他不能在美国议会表达自己的意愿。所以，他们实际上丢失了他们在美国的土地，而且不仅是简单的丢失，而且搭上他们的性命。所以，这个要仔细讨论，有很多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所谓投票悖论。投票悖论，倒不是说阿罗讲的投票悖论会怎么怎么样，其实类似于投票悖论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会带来政治僵局。这种政治僵局会带来政治危机，政治危机会带来社会崩溃，这是核心问题。所以要讲很多问题。

我的问题是，民主有这么多问题，为什么西方的宪政民主国家发展起来、生存下来了？问题就在于实际上的西方社会不是像我们理解的那样，那不能用民主概括的，这是核心。但是，应该说是中国的很多知识分子对西方的一个重大误解，或者说是过于简化的对西方的理解。我觉得有时候我们不太理解西方那种文化风格，就是他很容易突出某些他认为理想的价值，或者是某些美德，他把它过于突出。我举个例子，一个小故事，我在芝加哥大学的时候，我那时候作访问学者，我碰到一个中国的留学生，我们两个很自然就攀谈起来，我们走到法学院，进了一楼，我从兜里掏出钥匙开电梯的锁。他见了说，居然你有这个钥匙我没有，咱们两个为什么不平等？我说我是教授，你是学生。教授就应该跟学生不一样？其实这个反应是什么？他当时对美国文化风格不理解。在美国很简单，平等绝对是一个道德价值，但是有很多具体情况可以有区别对待的安排，这个要去理解。反过来讲，可能中国的风格，就是只就具体的情况作区别的安排，而不强调为普遍价值。我们理解这个区别后，就知道，中国和美国其实是很相近的。所以对民主过于简化的理解，造成对美国的误解。

其实刚才几位都讲了，西方一直有两种传统，一种民主传统，一种是哲学王的传统，当然还有比哲学王的传统更强的表达，就是基督教传统。基督教讲的就是要遵从上帝，要追求在人间建立上帝之城，要去约束自己，知道自己是有原罪的，去过一种善的生活，道德的生活，尤其对政治家更是如此。所以，像这样的一种非常丰富的宗教和道德资源，对西方政治发展产生非常重大影响。所以，当初的美国国父们怀抱着建立上帝之城的理想去创建美国。他们当然也有私利，但是不能忽视这样一个贤人的维度。这个贤人，在我看来，刚才贝教授提了很多的条件，在我看来最重要的就是一个条件，超越个人利害。用基督教的说法叫做“行上帝让我们行的事”；用儒家的说法叫做“替天行道”。其实这是最重要的。当你作为一个贤人，进入一个政治职位，你就不是一个普通的人，你就不是说我喜欢这个就这样做，这样对我有利就这样做，你其实恰恰是在处理公共事务的时候不是以自己个人利害为指导，而是以是否对这个社会有好处为指导。这就叫行道。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批判那些原教旨的民主主义非常有力。比如王绍光特别推崇古希腊抓阄式民主，说抓阄式民主比选举好，为什么？真正上台的就是普通老百姓。我说在政治中普通老百姓就不应该担任公职，因为普通老百姓有个人利害，他没有修身，也没有提升道德，这种人不能担任公职，这是非常核心的。所以，我觉得看到这一点的话，其实美国的宪政民主的成功和贤能政治是相关的。为什么华盛顿能够拒绝一些年轻军人哗变的冲动，劝他们说你们不要哗变。为什么在战争胜利后主动把军队交换给议会？按照经济人的假设，这不合理性。但是，他很清楚，他是一个基督徒，他很清楚政权不是靠暴力获得就有合法性，他很清楚你要不依上帝旨意行事就有问题。这就是贤能政治的意思。

还有一方面，就是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制度。大法官就不是选举产生的，是总统提名、议会通过，上台以后是终身制的。大家注意最高法院在美国政治制度中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依据它自己所享有的非常崇高的政治权威，化解民主制度带来的政治僵局。我们知道最开始形成司法审查制度的案例，叫做马布里诉麦迪逊案，实际上是一个政治争斗，它是最高法院的裁决解决的。前些年小布什和戈尔的竞选也是有政治僵局的，也是最高法院大法官裁决解决的。假如没有最高法院的政治权威，那就完蛋了，美国的民主就失败了。但是，正是因为这些非民主产生的贤人做了裁决，民主制度才会幸存。

美国最高法院制度还有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建立美国价值，影响美国价值走向。非常著名的一个案例叫布朗诉教育局案。1954年最高法院九名大法官一致通过，裁定“隔离但平等”的作法就是种族歧视，这促成了美国对种族歧视制度的取消。最高法院是一些精英、一些贤能在美国确立价值非常重要制度方面的补充。这个补充是对于民主的补充，对于民主的补救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你要是简单的理解美国，就是一人一票；如果只是一人一票，美国这个制度会垮掉。民主制度之所以能够存在和发展，和贤能政治恰恰是互补的，这个从来就有。

贤能政治的中国资源是非常丰富的。我们在看《尚书》，在看很多中国古代典籍的时候都涉及到了贤能政治《尚书》、《论语》里头，涉及到“怎么能有一个很好有效的治理”的问题，一个非常重要的回答就是“找一群贤人一起来治理”，这是经常的回答。就是你要找对人，找好人，这在儒家经典中非常之多。而且有关找人的标准有非常丰富的资源。什么是君子，怎么选择君子，其实都是有非常丰富的资源。而且又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去看儒家的资源，中国从夏商周，我们有文字记载以来，其实就在实行贤能政治。一直到后来发展到了科举制度，是贤能政治的一个非常大的走向成熟的发展。我们可以去做一些研究，就是这个贤能政治和选出来的一些官员，甚至宰相，他们中间有多少人还称得上是好官？其实这个是很容易做研究的。或者科举制度中选拔来这样一些官员，有多少是好官，有多少是贪官，多少是坏官？我记得蒋庆曾经提过好象谁做过这个研究，应该大部分还是好官，不会全是好官，但是有一个较大比例。就是有这样一套制度和没有这套制度有什么区别。我觉得这点其实可以做研究，然后去理解儒家这套贤能政治的内容，它的资源和它的实践，实践的结果。

还有一点也挺重要，就是倒过来的一个做法，我觉得这个也要去想。就是说在民主政治达不到的情况下，还有就是贤能政治可能也有局限性的情况下怎么办？这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就是有的人天生就是领导者，就是皇帝，但是在这个方面其实贤能政治仍然有些制度，比如说你是皇帝的儿子，立了太子，就有太傅制度，我给你派个老师，指定当朝大儒当你的老师。你生下来就是皇帝，没有关系，我不能选，但是我能教你。你看《康熙起居注》，康熙从小学《论语》，每次学什么课都是有记录的，康熙还是好皇帝，但是他也有缺点，甚至有问题，我们不否定他有问题，但是总体来讲还是不错的。当然，还有谏议制度，监察制度等等一系列制度都是有的。

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要问的，就是对贤能政治的一些疑问。一个疑问就是“谁是主语”？你说选贤任能，谁去选？这是一个问题。不然说你是选好人，但是谁来选呢？我觉得这是贤能政治最应该面对的问题。我想说的是，无论是传统中国还是在西方，其实他从宏观角度来看是形成了这套制度，这套制度是什么？这套制度实际上是贤人集团，形成一套文化传统，他依据这套文化传统进行选择。当然，有的形式是比较直接，比如像西方形成的文化传统叫基督教，有一个形式，有形的形式，比如说你这个国家谁当国王，你得由教皇去承认，教皇去加冕。教皇说你道德有问题，就不给你加冕，不承认你的合法性，这是有形的制度。在中国是什么样呢？在中国实际上是中国这个儒家的士大夫集团形成的道统，这个道统不是在政统之内，是在政统之外，其实在政治之外有独立的道统的传承和存在。这就是余英时讲过的话。余英时说自春秋以后就逐渐形成了一个承认士大夫集团所形成的这套文化传统为道统的传统，这个道统高于政统，指导政统。这是余英时的判断。我相信他说的话还是比较有权威的。我们也看到的实际上是在政治集团之外的文化集团，表现形式可以是民间的书院，像宋代朱熹他们都是民间书院。就是这个集团在判断。他把他的影响不断的加于政治集团，政治集团最后接受了，最后政治集团说我要依据《四书》、《五经》来作为标准去选拔，选拔的人也是儒士集团的人。

进一步还有一个问题，刚才支振锋也提到了，这个问题我认为有点没解，就是更根本的所谓的权威，就是在朝代更替的时候，都是武力获得的，好象没有太多办法，我认为这是要正视的，就是贤能政治在这个时候谁是主语。一个武装集团夺取政权，他来选择。当然这个武装集团经过一段时间，最后决定是不是要接受士大夫集团的道德价值，或者接受或者不接受，经常是他们接受。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接受的过程有相当长的时间，在这个之间会有很多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意义上来讲，我觉得民主制度有很多毛病，但作为民主制度作为和平地更替政权的制度还是有好处的。否则就要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贤能政治的主语问题，谁来选择？依据什么样的标准选择？

当然，我说的前一种方式不要低估，大家说这些文人怎么能够去影响那些通过暴力获得政权的人呢？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就太多了，君士坦丁怎么接受基督教的呢？那些基督徒没有拿着枪对着他说你得皈依基督教？就是思想在起作用。汉武帝怎么接受儒家的？其实都是类似的。这个力量不能低估，但是这个做法是需要时日的，是需要代价的，这应该说是贤能政治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

再有一点，我们也不能误解贤能政治，过于夸张它。我觉得要考虑贤能政治跟宪政的关系问题，比如说这是好人，好人上台了，做什么都行？不是的。好人上台应是在一定的约束下做事情，同样这个好人上台，也要受约束，因为好人还是凡人。大家知道我们这里所有的人，给你放一个情境，这个情境是你可以掌握很多公共资源，甚至掌握公共暴力，你是会变的，我们都是凡人，好人上台他是会变的，政治位置是独特的，可以扭曲人性的，你有生杀大权的时候，你会变成什么样？不知道，这个有很多例子就不说了。所以这是贤能政治和宪政的关系，肯定他上台也是一个受到约束的权力，这是非常清楚的，不是随便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的。

再有一点，其实贤人之所以是贤人，恰恰是那些能够自我约束的人，而且知道自己权力边界的人，他有自觉约束自己不越过边界，有自觉宪政意识的人。我觉得这点很重要。恰恰是他们知道自己对百姓过度干预、对社会过度干预、滥用暴力反而是负面的东西，他很清楚。比如像美国最高法院，他们有一个原则叫做“最小干预原则”。有些人说最高法院你做个裁决吧，最高法院最后做一个裁决可能是“这件事不归我管”。为什么？如果说归他管，他就扩张了他的权力边界，这个事不归我管，这是州的权力，他不干预州的权力。这些大法官就是真正的贤人。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当然，还有贤人和法治的关系，同样的，我就不说了。其实这个贤人也是受约束的。

最后再讲一点跟当下政治的关系，我觉得我们在探讨贤能政治，我不认为这是对当下政治的肯定。为什么呢？我觉得我对当下政治的批评是双重批评，一方面缺民主，一方面缺贤人政治。什么是贤人政治？首先是贤人。可以说这些年这个政治集团基本丧失了他的道德约束，这是我非常大的批评。你看抓一个贪官，动辄多少亿，我都不能想象，他作为一个理性的经济人，为何如此？其实恰恰就是没有道德理想，没有道德约束，才会这样。所以，你看这些人干的这些丑事，动辄就滥用公权，动辄滥用权力做各种各样的我们没法接受的事情。恰恰这些年他们过于强调能力而不强调道德，就是刚才贝教授说的，他们很有能力，但是没有道德。他们是用能力替代道德。所以，我觉得这是批评。而且他们没有修身的意识，更没有主动的接受约束的意识。所以，这是对当下政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批评。我们现在呼吁走向民主，民主还是好东西，当然它有毛病，我们也呼吁走向贤人政治，但是这两点都构成对当下政治的批评。

[ 盛洪 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山东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为作者在2014年6月9日天则经济研究所举办的「天则书品」（第四期）的讲评修订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