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籍问题与爱国主义

国籍问题与爱国主义。

在法律上，国籍是一个人属于一个国家公民的资格。世界上第一部国籍立法始于1791年法国宪法，正是近代民族国家形成的时期。国籍是民族国家的产物，所以，它与爱国主义有着天然的血缘。

之后，20世纪冷战时期加深了国籍与爱国主义的关联。那时，国籍代表政治立场，国籍是识别敌人还是朋友的基本标志。一个典型事例就是，在南洋拥有双重国籍的无辜华侨被西方国家指责为共产主义的“第五纵队”，并惨遭屠杀。为维护海外华侨利益，中国政府被迫放弃双重国籍政策。

但是，时过境迁，国籍的内涵和功能在潜移默化地演变。

1989年柏林墙倒塌，1990年苏联解体，冷战时代结束。21世纪，全球化浪潮兴起，跨国境移民波澜壮阔。根据2008年联合国经济合作组织《全球移民展望》（international migration outlook）的统计，2000年全球移民总数1.75亿人，2005年1.92亿人，2006年又增加5%。全球每35人中就有一名移民。

人口流动的背后涌动的则是信息通讯技术的革命、超国家的法律制度的发展、人权概念的发达、共同价值观念的形成、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成长。

在此背景下，民族国家的概念遭到前所未有的挑战，甚至开始瓦解。在西方的主流报刊上，诸如“民族国家的神话”（the myth of the nation-state）等文章随处可寻。许多学者主张变革政治哲学，主张传统民族国家的观念让位于全球经济共同体下的个人主义观念，主张这是一个世界公民的时代（an age of cosmopolitan citizenship）。

当然，其中不免偏激之语，但应当承认，在冷战结束后的全球化时代，至少国籍的观念已没有那么意识形态化了。无论是在个人还是国家的认知中，国籍所蕴含的更多的是经济因素，而非政治因素，更不是爱国主义的道德问题。

许多人就像跨国公司一样，注册在国籍地，工作与生活却在世界各国。国籍不是他们真正的身份认同，也不是心灵的归宿，国籍只是一种经济身份，就像驾驶执照、俱乐部会员证一样。那些加入他国国籍的明星，在亲友眼中，除了口袋里换了一本护照外，其他也没什么变化。

对于许多国家，国籍也只是一种经济资本，不是什么爱国主义的象征，例如多米尼加1991年制定的经济国籍（economic citizenship）政策，她几乎是在把国籍当生意来做。任何一个人只要付97500美元，就可获得多米尼加国籍。2002年的价格还要便宜，只要75000美元。她的国籍含有很多经济利益：在包括英法德在内的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旅游免签证，海外收入和遗产继承免征税。多米尼加政府甚至为申请者承诺保密义务，不告知申请人原国政府，可谓细心周全。

中国人一直是多米尼加国籍生意的大主顾，但许多人在拿到多米尼加护照时，甚至都不知道多国是在南半球还是北半球，唯一激动的感觉就是：仿佛一下子办完了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旅游签证。

一些贫困国家就更没有功夫去追究国籍背后的爱国主义问题了，因为移民向祖国的汇款是国家外汇收益的主要来源，也是国内生产总值的重要补充。例如，2000年，在阿尔巴尼亚、佛得角、萨尔瓦多、牙买加、约旦、尼加拉瓜、萨摩亚和也门等国，海外汇款在国内生产总值中超过10％。显然，海外移民是国家的英雄，他们如能加入富裕国家的国籍，提高地位，挣更多外汇，汇回家乡，那是“报效祖国和人民”的壮举。

金砖四国（BRICs）之一的印度，人才流失十分严重，移民美国的200万印度人多是顶尖的聪敏脑袋。但是，这个在国籍问题上一直保守和严格的国家，却也从原来的爱国主义的高调中清醒过来。总统卡拉姆说：“爱国主义的高调于事无补”。2003年印度迈出开明一步，出台详尽的承认双重国籍计划。在法律上，印度2000万海外移民均可获得印度国籍。2003年1月9日在海外印度人庆祝大会上，印度政府将国籍当礼物赠送给嘉宾，就像大学授予名人以名誉博士学位一样自然。

这就是我们所处的时代。应当说，在一定程度上，国籍所承载的爱国主义色彩在渐渐褪去，爱国主义也不再是揭示国籍背后的时代真相的理性话语了。中国的移民占世界移民总数11%，一直居于各国榜首。对于移民海外者，对于加入外国国籍的明星，若摆出一付大惊小怪的道德姿势，以爱国主义为号角，居高临下地批评和谴责，就将问题简单化了，那是一种偏狭的乡土观念（parochialism）。

过去20年中，国籍的观念和制度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我们应当思考，今后20年，国籍的观念和制度又会有怎样的变化呢？也许，那时我们争论的不再是中国人加入外国籍的问题，而是外国人加入中国籍的问题。有朝一日，更多的白人和黑人等各色人种也加入中国籍，我们的民族就不是五十六个了，那时的中国一定是一个更加开放、更加民主、更加自由、更加法治、更加富裕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