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修泽：包容、公正、有序:推进人的城镇化

常修泽：包容、公正、有序:推进人的城镇化。

中国的城镇化问题，从我个人主要研究的专业——“人的发展经济学”角度来审视，它实质上是人的解放和发展、特别是农民的解放和发展问题。因为他要冲决旧体制的罗网，所以在解放发展过程中，必然产生与有关方利益的博弈。这是历史的必然。

在目前中国城镇化问题上，我个人存在两个“苦于”：一个是苦于城镇化水平仍然不够高。2011年，中国城镇化水平51.5%（其中多少有点儿泡沫），即使按官方数据，也不过大体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有人说这个水平已经差不多了，我不赞成这个观点。中国的城镇化仍然有很大的空间。另一个是苦于城镇化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新矛盾、新问题和新的挑战，不论是北京式的“摊大饼”，还是“康巴什新城”（在鄂尔多斯）式的“鬼城”，都是新的挑战。

新型城镇化的“新型”两个字应如何理解？倘把这个“核桃”砸开，我认为应包括三个方面，6个字，即：“包容”、“公正”、“有序”。建议下一步中国的新型城镇化，按照“包容、公正、有序”的思路来推进。对此我谈三点意见：

第一个问题，如何按照“包容、公正、有序”的思想来推进农民工的市民化？

9月7日下午，北京市政府研究室约请了四位学者座谈（我也应邀参加），讨论关于北京市如何实现包容性发展，其中也涉及到农民工市民化的问题。

据我了解，北京的户籍人口目前是1200万，但是常住人口（不包括短期流动性人口）是2000-2100万。户籍与非户籍人口的比例大体接近1：1。最近，据说高校某机构完成了一个研究报告，预测未来若干年后北京的人口规模将达到5000万到6000万，引起大家的讨论。笔者问有关人员：这里的“北京”涵盖的地域范围多大？是否包含天津、廊坊等地区在内的“大北京”城市群？回答说，不是，而是仅指“现有北京区划”内的人口。天呐，“现有北京区划”内，5000万到6000万啊。

我觉得，这个问题，本身就需要很好地研究。

到底怎么样推进类似北京这样的特大城市的城镇化进程，特别是如何推进农民工的市民化问题？“7.21水灾”对北京的考验是非常严峻的，北京光鲜、亮丽的形象也为此大打折扣。所以要重新思考北京的现代化战略问题，包括北京的人口规模问题。

如何推进农民工的市民化？9月2日到9月6日，笔者到广东进行了实地调研。我想以我实际调查的中山市的材料为例谈谈。目前，中山市现有城镇人口320万人口中，户籍人口150万人，非户籍的常住人口，即有居住证的是170万人，非户籍人口已经远远超过户籍人口。北京将来也会面临着相同的处境，怎么办？

这个问题不能再回避了，到了需要拿新思路的时候了。我主张，本着“包容、公正、有序”的思想，来推进农民工的市民化。这里，应该重视广东包括中山等地的“积分入户试验”，做法值得借鉴。

据我实际了解，中山市异地务工人员“积分制”计分标准，由三部分组成，即（1）基础分；（2）附加分；（3）扣减分。共计26项指标，比较全面但也比较复杂的一个体系。

“基础分”类指标包括：个人素质、参保情况和居住情况三大内容，设有文化程度、职业资格或专业技术职称、参保情况、房产情况、办理居住证年限等 5项指标；

“附加分”类指标，包括个人基本情况、急需人才、专利创新、表彰奖励、社会贡献、投资纳税、卫生防疫和儿童随行卡办理八项内容，合计17项指标（特别是见义勇为表彰等，有明显鼓励性因素）；

“扣减分”类指标，包括违反计划生育政策和违法犯罪两项内容，合计4项指标。

他们对每项指标规定一定的分值，在此基础上，对每一类指标赋予一定的权数，再综合计分。异地务工人员可根据其积分情况享受相应的服务和管理待遇。

我了解的基本做法是，按照异地务工人员自愿申请的原则，对于积分累计超过30分的人员，其政策内生育的子女可在产权房屋所在地或工作地申请入读“公办学校”排名（“积分入学”）；积分累计超过60分的人员，其本人、配偶或直系亲属在中山拥有合法房产的，在法定工作年龄内可申请积分入户排名。这就是“积分入户”。

他们的流动人口管理办公室对需要享受相关待遇的异地务工人员按其所得积分高低进行分类排名，排名在市政府每年公布的指标数内的，可按有关规定享受相应待遇。俗话说，也就是发“牌照”。今年比方说发一万个“牌照”，就数一万个，然后解决户口问题。

这样做，给农民工提供一个“入户”的通道，既体现了农民工市民化的时代包容性，也体现出了一定的公正性（积分面前人人平等），也有一定的秩序，还可以激励当地的农民工积极提高自身素质。

我很重视这个新鲜的实践，这是农民工如何顺利实现城市化的尝试，需要很好地总结提炼，找到其中带规律性的东西。

第二个问题，在异地“高考”过程中，如何处理好利益相关方的利益协调问题。

这个问题比较现实。自从国家对异地高考问题做出组线条的政策规定之后，在广东、北京、上海等发达地区，实际上已经引起了广泛关注，在一些高中生当中也引发了一些议论。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新的社会动向。

这次（9月上旬）我到中山市进行了典型调查。例如，中山市大涌镇（一个不大的镇），目前在“公立学校”接受义务教育的在校学生共有4500人（其中包括户口不在中山市的农民工子女1500人）。另外，在外来“打工子弟学校”接受义务教育的在校学生有5600人，已超过公立学校的在校学生。以上两种渠道，共有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10100名，其中外来务工子女占了七千人，本地学生和外地学生的大概比例是3：7。请大家关注这个3：7，这是一组不可忽略的数据。

在现行的高考制度下，如此大规模的非户籍学生，使当地高中生感觉到了升学的竞争压力，已经引起了他们的疑虑。如果处理不好，可能会引发新的社会问题。有关教训值得认真反思。中央政府有关部门要加强调节，不要放任自流。

第三个问题，深入研究农民工市民化之后的文明融合问题。

我一直力主“包容性体制创新论”，今年4月底，在海南国际会议作了系统阐述（《上海大学学报》2012第5期全文发表），“包容性体制创新论”，三个理论框架，包括文明的交融，中华文化跟西方文化怎么交融。

农民的解放和发展，涉及文明的交融。例如,中山市就有三个层次的文明交融：

第一个是中山市自己的客家文化、潮汕文化和广府文化交融。这主要是由于中山在历史上移民成分比较大，他们自己就有一个文明的交融问题。

第二个，就是广东的岭南文化和中国其他地方的文化交融问题。前不久，以服装、家具产业为主的某镇，发生了一场事件。导火线是来自两个不同地区的孩子吵架，其实本是小事，但引起本地居民和外来居民的不睦，其中有文明的交融问题。

第三个，也是更为重要的一个，就是中华文明跟西方文明怎么交融。即，如何创造一个“新的普世文明”？现在有关方面批“普世价值”，我个人认为，这是缺乏分析的，值得商榷的。人类是有“普世”价值的东西，有共同文明的东西，譬如，我们讲的诚信，“诚”与“信”，不就是“普世”的吗？我们讲的“天人合一”，不就是“普世”的吗？为什么你要批呢？匪夷所思。这不能回避，更不应批判。

当然，对“普世价值”的内涵可以结合时代发展给出一个界定。在《包容性体制创新论》中，提出了我的公式—“东方文明的精华加上西方文明的精华构成人类的共同文明”（参见《上海大学学报》2012第5期）。这个问题值得研究。随着城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城乡的国际化程度会进一步提升，国际之间的文明融合问题，迟早也会提上议事日程。 （在2012年9月8日新型城镇化研讨会上的发言，根据录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