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改革体制 十二五增长目标恐难达成

不改革体制 十二五增长目标恐难达成。

6月20日，2012年英国《金融时报》国际经济高峰论坛在青岛举行，主题为“蓝色战略?智慧增长”。腾讯财经全程图文直播该论坛。

博源基金会理事长、前招商局集团主席秦晓在论坛上表示，“十二五”规划制定的经济增长目标是7%的增长率，这一目标比较激进。目前中国如果不解决一系列体制问题的话，是不可能达到7%的目标。

以下是秦晓演讲实录：

秦晓：我想两句话概括中国高速增长，中国崛起。第一是总量大但质量不高，第二是增长速度快但结构失衡。我就不展开讲这些现象和问题了。我们列了七个目标，未来五年中作为改革的一个目标（PPT）。

第一是经济增长从高速平稳回落常态。长期是两位数增长，“十二五”规划定的是7，这是比较激进的。目前中国如果不解决一系列体制问题的话，是不可能达到7的。中国经济的承受力，从两位数掉到7做不到。五年的时间掉到7是可以的。第二是实现国际收支经常项目下的基本平衡，我们会讨论什么是平衡。第三内需消费成为主要力量。第四是服务业。第五是劳动生产力。第六是能源消耗。第七是改革收入分配。

一个目标就是就业和通胀。总体来讲结构调整和就业通胀，短期内是互为代价的，调结构可能会影响就业或者影响通胀。长期来讲是相关的因素。失衡的结构是不可持续的，而且会使失业通胀变成一个内生的结构性问题。如果不做调整，可能用一些行政手段，暂时地把通胀、就业压一压，但它就是实物在那儿存在。这是第一个约束条件，指的就业和通胀，下面会做一些数量的分析。

第二，在推动新一轮改革的时候必须保持良好的财政状况。如果财政出了大问题，改革就会“夭折”。另外就是要有一个比较稳健的、健康的金融系统。如果金融系统出了问题的话，改革也很难往下进行。当然这里还有更复杂的关系，这七项目标也有相关关系，满足了其中一项目标，另外可能产生正面的、负面的影响，这需要比较复杂的模型来做一些测算。

下面对这七个目标做一些粗略的定量化的分析，到底达到什么水平比较好。有的比较困难，我们就不勉强了；有的也是初步的一些看法，不一定成熟。有些工作还是要继续往下做。

第一，回归常态的问题。实际这个问题是有争议的。到底中国经济在未来的十年中，或者更长时间依然是高速发展的战略期还是到了一个拐点，要开始回落了？这是有争议的。我前面讲到几个因素变化，我是赞同它到了一个拐点。第一是回落比较平缓，第二要通过这个回落把质量搞上去，这是我们研究的重点。我不赞同中国经济还有十年的高速发展期。要说定量化就是新的均衡点在哪里，原来均衡点破坏掉了，问题是怎么评估，或者怎么计算中国的潜在生产能力，PPF。长期以来经济学家做过一些工作，认为是9.3左右，PPF是9.3就是一个衰退或者有经济停滞的问题了。我认为浅层经济的计算要重新建立一个框架。我们前面讲的人口问题，讲的价格问题，讲的环保问题，外部需求问题是按照原来的情况计算的，如果把这些变量都调一调，中国潜在能力是没有那么高的。我们选了“十二五”规划期，我认为可以通过五年逐步降到7，平均是降到7。一下子降到7也是不行的。

第二个目标是国际收支平衡。我们认为中国经济有失衡的问题，全球经济也有失衡的问题。这次金融风暴也是全球经济失衡的一个表现。简单说就是对全球化的红利的透支。全球化应该是一个大的方向，全球化还要继续下去。但是如果你走得太偏了，走得太快了，忘记了全球化取得的好处和一个经济体内部的国际收支平衡和就业这些问题的话，可能就会使全球化缓下来，甚至停下来，要把经济结构调好，全球再平衡是大家都关注的问题。因为全球的平衡是和几个主要经济体内部平衡是相关的，比如美国、欧洲、中国，或者新兴经济体。怎么来评价每个经济体内部是不是平衡呢？美国提出来一个观点，经常向下的顺差不能超过GDP的4%。当然这个观点没有取得共识。第一，哪个经济体的汇率、GDP、国际收支是有数量关系的。这个事情经济IMF，顺差不能超过4%，逆差不能超过6%。我就不展开讲了。08年以后，由于外部需求的变化降下来了，去年顺差是2.8，今年可能不到2.8，内口增加，内需也要增加的话，就要有一个指标，我提的指标是2.5，不是指短期内实施，是在五年内达到2.5。

第三是内需和消费，如果顺差控制在2.5的话，意味着过度依赖出口的现象，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内需必然成为GDP的主要支撑。内需中投资和消费还是一对很重要的关系。我们讲内需，既讲投资也讲消费，但是更强调消费。特别是家庭消费，不是政府消费，不是企业消费，这是一个更为主要的指标。长期以来投资占到50，带来债务堆积，资产泡沫这些问题。消费是个缓慢提高的过程，一般都是17%的增长。消费的增长和GDP的增长，相关的关系口径不一样，还要做一些更细致的分析。也跟居民的收入有关系，收入分配不太合理，也与就业情况有关系，也和储蓄率偏高都有关系。这一系列都可以通过改革慢慢改善，使得消费达到50%，这是比较艰巨的目标，我认为还是有希望达到的。

第四是服务业。现在在三产当中占43%，这一比例比中等收入国家还要低。“十二五”规划定的是47，差不多每年增长一个百分点。我认为经过努力，达到50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第五是劳动生产力。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指标，提出一个全要素生产劳动的概念，资本、土地、劳动力，除了这之外还应该有一个技术因素，人力资本因素。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理论。这个东西是一个计量模型，而且需要十年左右的时间看。我们去搜索了一下经济学家的看法，差距很大。另外说技术因素，有的是通过创新产生的，有的通过经验积累的，有的是设备买进来的，设备更新换代了，就带来技术了。所以统计比较复杂。但是经济学家的结论都认为，中国无论是跟发达国家比，还是跟同类收入水平的国家比，全球劳动贡献率是比较低的，能不能提高一下百分比，这是需要进一步做工作的。前面我们讲的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或者拉美陷阱，赶超型的可以学，可以买，甚至可以透。当你达到那个水平的时候，需要创新的时候，由于各种法律制度，社会制度和创新能力，不能完成这个转型，就停滞在那儿，打破不了这个陷阱。

第六是绿色经济。涉及的问题比较多，要拿每单位GDP能耗消耗的话是比较吓人的。中国主要是加工业比较多，二产比较多，可以说我们消耗了全世界50%的钢铁、40%多的水泥，GDP的构成还是发展中国家的构成。加上全球化的因素，把很多东西出口了。这一指标也是可以用的，我们没有采用。还有一个指标，主要的一些产业单位产量能耗消耗。比如每吨钢铁消耗能源多少，这个指标算下来，其实差别非常大，差10倍以上。但如何去选择这些指标，现在还没有想好。碳排放依然还是有争论，还没有取得共识。碳排放是和消耗相关的，跟污染也有关系，是不是造成气候问题是科学家在争论，我们也不必太较这个真。反正碳排放少一点，必然消耗少一点，能源消耗也少，材料消耗也少，空气会好一点。我们现在听了比较进取的方案，五年内每单位GDP降低45%。中国是唯一只讲排放强度，没有讲排放总量，其他国家都制定了指标。中国排放总量由于GDP还在增加，虽然单位GDP减少了，但是排放总量还在增加。我们也做过一些分析和测算。现在说中国碳排放的峰值2035-2045年期间可以达到，然后就下滑了。计算得都不是非常权威了。如果按最坏情况，比如到2045年，全世界50%的碳是中国排放的。我觉得这是值得我们关注的问题，现在烧30亿吨煤，都是一个问题。我们希望把峰值提前，是不是提前五年，我们可以再讨论。

改革收入分配就不举数字了，有个基尼系数，大家很熟悉了。中国的统计部门和官方并没有公布中国的基尼系数。国家统计局把城市和农村分开统计两组基尼系数。因为城市可以按照家庭收入来算，农村是叫可支配收入，这两者不大可比。结果都是城市和农村差距不是很大。但这指标没有公布。国外的估计非常高，说我们可能是45到54，我个人看法可能不到50，估计偏高了。主要的问题看来就是城乡的问题。当然我们统计手段也有问题，这是一个社会问题，尽管有一个优胜劣汰，主张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如果差距越来越大，就会变成严重的失衡问题。我们应该有一个更好的测算方法，采取一系列措施能改善收入分配。我这儿写的是0.45，实际应该是0.4，朝这个方向逼近。这是对前面七个目标做了一些定量分析。

下面再对约束条件做一些定量分析。一个是失业率，现在有两个指标，一个是登记失业率，一个是调查失业率。对农民工就业状况也有很大的水分。有15%的农民工被计算为城镇化，实际这部分人流动是很大的，并不是一个稳定的就业。经济放缓，慢慢回落的话，也要对失业率有一个容忍度，加强社保，对失业率容低。转型成功，最终是有好处的，定的指标是4.5-5.5。通胀近几年可能不会太大，因为全球都比较萧条。长期货币投放量比较大，形成流动性问题并没有消失，会变成一个中期现象，随时可以触发。现在大家都说贷款很紧张，但是要宽货币紧贷款。货币很宽，只是由于企业、银行对经济不是十分看好，银行不愿意贷款，企业不愿意投资。通货膨胀最根本的现象还是货币的问题。农民工的工资进入增长的轨道，从7%到15%的增加，可能还有一个延续。大宗商品的价格虽然受到经济影响，大宗商品差不多50年的周期，一旦上升有很长的周期。最主要的问题是中国和其他的新兴体增长太快，就供给不上了。要去矿山开发开采的周期非常长，所以有一个很长的周期。劳动力成本和大宗商品的价格，还有粮食问题。通货膨胀率还应该作为一个问题，我想定到三点多可能偏困难。加上改革因素，把要素价格放开，所以也会增加PPI，我定的指标是4%。

财政和金融，现在财政状况还是比较好的。金融是一个专门问题，银行业不被市场青睐，不看好是有其他原因的。但从资产负债表来讲，无论是财政还是银行系统都不错。可是我们不能丧失警惕，如果看财政更长时间，目前承诺的很多支出都会制度化，收入也会高比例增长。财政主要有两个指标，一个是赤字，一个是公共债务，公共债务占GDP的比重。现在公共债务占GDP的比例，如果光算中央是17，把地方再加进去一共是42.3。可能还应该算一些东西，我们没有算。比如国有企业的债务。这需要一个国家资产负债表的概念，不是一个财政概念。财政报告是一个现金流量表，就是收入支出，需要建立国家资产负债表来看这些东西。我想定3和50%的指标，可能要超过50%。金融业主要是资本充足率和不良贷款率，这些指标会陆续落实的。包括系统性风险的银行，包括其他的一些指标。我想不良贷款率控制在2.5还是可以的，因为我们银行还是有增长的。

下面讲第五个问题。我们要达到这些目标，把目标的约束条件讲了，目标约束条件的定量分析也做过，再回到财税价格上了。一个是财政，讲起来比较多，我就简单讲讲。一个是中央、地方两级财政的收入和支出，税种和比例要重新调整。1994年财政改革，税制改革是解决了一个收入问题，原来是承包，后来就把税种分开了。支出也要做相应的调整，哪些应该属于中央支出，哪些属于地方支出，这也是一个大问题。第二，财政支出公共产品占多少，或者民生的比例是多少，国际上没有这个定义。假设把民生定义为社保、医保、教育、廉租房，我统一了一下，现在这个指标是30，在启动廉租房以前还不到30。但是一般的水平都是40以上，这是可以地方的。地方政府的债券市场，分为公共财政收入和基金收入，各种收入也没有规范，非常庞大。对国企也要充分界定，在国家资产负债表当中，国企是财政物化的，或者货币化的一个资产盈余。我以为把它说成公有制的性质是不准确的。国外这种事情很多，新加坡航空公司也是国有企业。同样是国家的资本，国家的财政盈余，是放到企业好还是放到公共产品好。

税收，服务业是试点，营业税和增值税。还有一些税可能要逐步加上去，社保税，碳排放。另外讲宏观税率，宏观税负，每个人上的各种税费总量和GDP的比，现在是35，现在跟我们同等水平国家是25。还有一些结构性的减税。

要素价格，刚才讲的资本的汇率和利率市场化，还有能源、土地、劳动力，这些都是需要改革的。市场经济第一条就是把价格搞对，当然还有一个产权问题。

结论：我们把一些问题、目标、手段做了一些分析，当然还需要做进一步论证。我今天先讲这些。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