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发展的基础最终应是每个人的自由

一个国家发展的基础最终应是每个人的自由。

2月4日-6日，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第十二届年会在黑龙江亚布力召开。本届年会的主题是“市场的力量--纪念邓小平‘南巡’二十年”。凤凰网财经作为合作媒体，全程图文直播本届论坛。

其间，博源基金会理事长秦晓在论坛中表示，一个国家的发展最终要使每个人的自由是国家发展的基础，把现在国家叫做自由共同体。“所以我从新权威主张一个个人权利，自由是更为基本的东西，这是我们经济发展、国家强盛后面价值的正当性。我又从一个只关心一个微观企业或宏观经济的经济学研究者或企业管理者，便成了更关注社会问题，更关注政治问题的一个人。”他表示。

以下是文字实录：

秦晓：这事比较大，试图说明快一点。我写了一些文章谈了现在的新问题和普世价值，也经常遇到朋友的质疑和挑战，不太赞同。

我在跟他们讨论问题的时候有一个障碍，我会问他们一个问题，我先把问题说出来，中国和西方所谓的发达经济国家，比如以欧洲为代表的国家，我们的区别是什么？第一个答案，他们是发达国家，我们是发展中国家。第二个答案，他们是个西方国家，我们是个东方国家，东西之辨嘛。第三个答案，他们是个资本主义国家，我们是个社会主义国家。

我试图回答这个问题，我个人的理解，就是说第一个发达和发展是一个物质生产层面上的表现，不是这个问题的最本质。那么，东方和西方，东西之争的本质是古今之变，无非中国的过去、现在碰到的问题，西方在过去也有，是个古今之变，有没有差异呢，有差异，但是差异被人为扩大了很多。实际上西方在宗教改革等等很多事情和中国是一样的。所以第二个表述，一个东方国家和一个西方国家，也不准确，甚至会有人为夸大的嫌疑。

第三个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我在这个场合也不太愿意多说，不太愿意用一个阶级属性界定一个国家。无非一个国家是代表资产吗，是代表资本吗？我们是代表另外一个东西的呢？我想如果一个国家只代表资本或某一个阶级，他可能不会获取执政的合法性。我认为西方国家是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完成了转型的国家，中国是正在转型的国家。我说这个话并不认为西方国家转型以后所有的问题，以及存在的一些危机或病，这些都是他们的问题，也是我们未来会发生的问题。但是我们的问题，我们还要转型，这个问题是辛亥革命或晚清以来厉害仁人志士所做的事，还没有做完，我们还要做。

刚才王巍谈到我的回忆录，我的回忆录有若干人一块编了一本书《回忆与反思》，有一个副标题，和共和国同行的60年。我认为我们这个60年，后30年是一个走出乌托邦的30年，前30年是一个陷入乌托邦的30年。我们的路还没有走完，我个人随着历史潮流经历这个过程，我曾经是个理想主义者，某种意识形态信仰者，我认为我后来就变成了一个更加崇尚科学精神，怀疑，独立思考，自由。我曾经是个新权威主义的信奉者，认为需要有一个国家的强盛，因为我们确实有一百多年的悲惨历史。

但是我后来更认为，一个国家的发展最终要使每个人的自由是国家发展的基础，把现在国家叫做自由共同体。所以我从新权威主张一个个人权利，自由是更为基本的东西，这是我们经济发展、国家强盛后面价值的正当性。我又从一个只关心一个微观企业或宏观经济的经济学研究者或企业管理者，便成了更关注社会问题，更关注政治问题的一个人。我觉得我们这一代经历了这么多事情，很多事情是作为一个社会是整体的，分不开的，所以必然引导我去考虑这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