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问北京城市规划

十问北京城市规划。

今天的北京，早已不再是那个充满皇家气息与市井文化的传统北京了，甚至也不再是那些连北京人都还来不及仔细端详的大院文化与街道文化的阳光灿烂的北京了。

我们拆除老北京的城墙，并将其空间发展为二环路之后，仅仅几十年的时间，现在已经开始建设长度超过900公里的七环路了。北京城的快速发展使其成为21世纪一大城市奇观。

今年北京市开始启动制定新一轮的城市总体规划，这必将对北京市在未来五年到十年甚至更久产生重大的影响，这当然也会对千千万万生活在这座城市中的人们产生深远的影响。

新的北京市总体规划在制定之前，首先必须回答什么是这座城市的城市性，它的城市生活是什么样的，以及作为中国的首都，它的模式效应是什么?

同心圆困惑

北京城的同心圆模式产生了一个困惑，因为根据同心圆理论，城市发展的动力应该通过放射式的道路最终汇聚到CBD圆心，而北京的圆心并不是开放的CBD，相反是封闭的紫禁城。作为城市年轮的环线是否可以无限地向外拓展，七环、八环、九环……

“摊大饼”既是，也不是北京的模式。北京的城市空间模型是令人困惑甚至自相矛盾的。

如果说二环至六环的环形道路是北京同心圆模式的主要特征，但是环形之外的北京又有另外一套方格网的交通系统，匀质的格网是否又否定了同心圆模式将高密度高强度的城市CBD放在圆心的做法?这当然是不可能的。因为北京的中心位置是紫禁城，恰恰是人们不能随便进入的地区。这样，本应发挥集中效率的环线因为CBD等人口活动高强度空间分布不均匀，以及缺少放射性道路而拥堵不堪。而在模式上不提倡集中与分级的方格网道路，因为环线的存在，效率低下，无法发挥均匀分布交通压力的作用。

最终，这两套模型都无法发挥自身的优势，问题丛生，尤其是在两套不同的模型重叠的位置。北京发展环线除了解决交通困境，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是试图起到空间隔离的作用。也就是通过环线隔离城乡，控制城市的发展与扩张。这的确成为了北京发展的紧箍咒，原因在于，城市规划的核心是控制，但是控制的核心应该是发展而非阻滞。城市发展如同治水，重在疏而非堵。

未来北京的空间发展就策略可以分为上策、中策与下策。上策是大刀阔斧地改造城市空间规划，从中发展出全新的城市性;中策是积极面对现实问题，因势利导改变与疏通现有的空间规划模型，放弃教条主义和平均主义思维;下策是消极面对发展问题，维持旧有格局，拆东墙补西墙。

无空间则无灵魂

老北京城的外部空间主要是街道与一些开敞的水面与沟渠构成，并没有欧美城市中常见的市民广场。今天北京的市民广场与空间是否会发展出类似欧美的市民社会?

每一座城市都有它的灵魂，而这个灵魂的特质很多来自于它独特的城市生活与空间体验。

老北京的市民生活不是市民广场与林荫大道，而是旧时人家的街头巷尾。今天的北京道路与空间的尺度巨大，城市空间规划以机动车而非步行为主导，行人在城市空间中限权受制。

在现实中，城市的开放空间被各种交通功能所规划占据，那种容许人们自由聚集的开放城市生活空间越来越少。尽管越来越多的封闭式居住小区中拥有内部绿地与花园，但是这种共同属地不同于城市开放空间中的公共空间。尽管小区内部的花园对于当地居民是十分重要的社区活动空间，但是这里更多的是内向的社区生活，而非外向的城市生活。

可以这么说，城市的开放空间的数量与质量将决定未来北京市民的城市生活与公共道德的品质，市民的精神健康与物质健康同样重要，在高密度的城市中，规划一片没有所谓功能的空地也许比疏散人群的交通空间，锻炼身体的运动场地或改善环境的绿化空间更为重要，因为这片空地可以成为城市寄托灵魂的地方。

规划的悖论

对于城市规划者而言，798是一片杂乱无章的破败空间，教条的规划理论和城市理论，将798定义为一个急待改造的城市中肮脏而黑暗的角落。然而，现实中的798是一个充满活力，蓬勃发展的城市空间。是规划错了，还是发展错了?

798艺术区原本是一片机能衰退的工厂区，随时面临拆迁的可能。在2000年后短短数年时间，伴随着中国当代艺术的崛起，聚集了大量的艺术家工作室与艺术机构而成为全球最重要的艺术区之一。

这里没有任何政府主导开发的背景，没有政府投入，没有BT，没有名校，没有权力机构，没有土地政策，没有政府税收优惠，没有统一规划，甚至连保安也可有可无。

当全国的城市开发都在自上而下的规划中高歌猛进时，798在一片城市的褐地，一个无人关注的城市角落中自下而上发展起来。自由、有机、开放与活力是这类自下而上发展起来的都市街区迥异于那些自上而下规划而成的街区的特征。

在798，所有的空间与土地都是混合功能的有机空间，商业与公共空间穿插其中。

今天的中国城市规划与土地管理系统，大多仍旧沿用流行于上世纪50年代的单一土地目标利用与刚性分区制，这样的方式有利于计划经济时代的城市经济生产规划，但是完全不适应今天城市土地市场，和商品经济自我调节的能力与需要。

在城市快速扩张阶段，问题会被速度所掩盖，一旦城市进入稳健的发展阶段，这种缺乏弹性和长远考虑的单一土地目标利用与刚性的分区制，就会与自下而上的城市发展形成越来越多的矛盾。巨大的北京城的规划，既不可能完全地自上而下，也不可能完全地自下而上，在推动城市发展寻求抓手时，也要为城市自身拥有的本能留下足够的平台。

千城一面

经历30年的改革，中国大多数城市人从“单位公房”中搬到了“邻里社区”之中。共同体空间过去建立在彼此充分了解和平均主义之上的精神安全感，被现在建立在围墙、门卫和门禁系统之上的物理安全感所取来。哪种安全感更好?

随着旧邻里的逐步解体，与之相随的是旧有邻里生活的逐步消失。

计划经济时代的人们，生活在一整套社会系统之中。每个人都被刚性的社会关系所界定。

当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后，建立在计划经济之上的社会系统随之转型。人们开始有权利选择自己的邻里与邻里生活。

今天的居住区设计规范或相关法规，尽管如户型、面积、配套设施等等指标比之计划经济时代有了巨大的提高，但是作为整体的邻里居住模型的规划设计概念与思想却没有本质性的改变。仍然秉承着计划经济时代乌托邦模型，也就是坚持平均主义，将多样性的生活简化为年龄、家庭成员数量、社会身份等几个简单的分类。

乌托邦模型将社会成员粗暴地理解为有共同需要的群体，而无视他们生活方式的多样性。这样的规划标准与规范也直接促成了中国千城一面的现象。

社区困扰

许多中国的旧城改造形成了一个奇怪的逻辑——摧毁社区以建造社区。现在的邻里社区已经越来越难以形成社区精神和社区文化。在较近的未来，冷漠与自闭是否将会困扰中国的邻里社区?

从上世纪80年代，居民委员会和街道办事处作为居民的自治组织与市政府的基层管理机关，开始在城市的居住区中发挥重要作用。社区居民的自治组织——居委会与街道办事处之间保持着微妙的关系，既协助政府管理社区，同时也将社区百姓的要求向上级机关有所表达。

居委会的形成源于两种不同的传统或影响。一种是中国千年的保甲制度，另一种是源于苏联乃至西方的社区传统。居委会将这两种传统巧妙地混合在一起，既发挥了保甲制度中对城市人口简单有效的政府管理，如在“非典”期间的管控效率，也发挥了社区传统中的社区居民自组织、自管理的作用，如在“迎奥运”时期的社区活动。

居委会是公房向私房转型之间非常重要的社区机制。随着新式的封闭型的商品房小区越来越多，更多的业主委员会被建立起来。这样一来，个体与市场的关系：业主委员会——物业公司，逐渐开始替代邻里与政府的关系：居委会——街道办事处。

今天，完全的法治社会下的社会保障系统还未成型，旧有的计划经济时代的福利保障也已经衰颓，居委会面对市场难有作为，业主委员会面对政府管理无以对话。居住区成员越来越倾向于从社区空间和较为广泛的邻里生活中退入私人领域。缺乏有效的沟通，最终导致不信任、虚无甚至暴力。

中国式住宅

北京最为常见的高层住宅小区,在书中被称为是莱特的内闭式“拉德本”花园小区与柯布西耶的“光辉城市”的开放城区的混合物。甚至被理解为“坐落在奢华园林中的经济型住宅”。那么中国式住宅区是否形成?它的优势与劣势是什么?

北京最早的商品房居住小区是方庄社区，这个社区的邻里小区规划模型对今天中国的居住区规划产生了普遍的影响。甚至极端一点的看法是，其塑造了中国式造城的基本形象。

方庄社区的规划源自上世纪80年代的特殊状况。当时的规划师受到英国战后的花园式卫星城建设的影响，同时又不希望对计划经济时代，源于苏联的邻里居住区模型标准进行过多的突破，再加上受到当时经济条件的制约，最终形成了这个混合有多种思想的规划模型。

以柯布西耶的“光辉城市”为原型的高强度集体邻里的建筑空间，与以莱特的 “拉德本”花园小区为原型的高强度集体邻里的小区外部空间组合在一起，两种欧美激进的乌托邦居住模型的强强组合，恰好适应了刚刚从计划经济的单位负责制中走出来的人们的需求。

实际上，柯布西耶的“光辉城市”所倡导的高强度集体邻里，是以获得最大的外部个人自由空间为前提的，而莱特的“拉德本”花园小区所规划的高强度集体邻里的小区外部空间，是以保证绝对独立的私人生活的独宅为基础之上的。

在今天的北京，人们买一套房时，其房价中的建造成本所占可能只有价格的五分之一甚至十分之一，当经济不再是高层集体住宅的重要规划因素时，我们应该思考物理层面的高密度集体居住空间背后的集体性与集体生活的意义所在。

单极化效应

改革中的中国城市，在城市化的同时，有史以来一场最为激烈和规模最大的社会运动正在中国悄悄展开。城镇化是否就是这个国家正在努力的试图通过在空间中减少或消灭乡村、扩大或增加城市，以此实现改革开放的现代化目标?

当前中国的新型城镇化规划致力于在空间与质量上扩大并深化中国的城市化发展。未来六年的目标是：“提升城镇化质量，优化城镇化格局，提倡可持续发展，改善生活服务以及完善城市机制”。

对于北京，则具体化为发展京津冀巨型城市群。不同于资源均衡的长三角巨型城市群和产业均衡的珠三角巨型城市群，北京作为首都拥有压倒一切的集中资源与效应，因此北京城市圈的城镇化问题，与长三角和珠三角有很大的不同。

在复杂性、多样性与竞争性中获益的都市群模式，在拥有调控市场能力的中央政府所在地的首都模型中，面临巨大的挑战。城市化在欧美国家是作为一种城市现象被认知，今天的中国面临国家现代化的重要任务，城市化作为某种政治经济学的工具成为实现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工具。

在此背景下，北京面临着选择，京津冀一体化的巨型城市群发展，是单极化还是去单极化?是乡村中的城市还是城市间的城中村?

城乡二元未来

在新中国的第一个30年中建立的城乡二元制，保障了计划经济体制的运行，在第二个30年中，城乡二元制推动了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在第三个30年中，城乡二元制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城乡二元制是新中国时期的一个重要的发明。

在计划经济时期，城乡二元制保障了粮食生产等涉及国家安全的重要问题，在改革开放时期，城乡二元制创造了农民工的中国制造业大军。今天的新型城市化可能正在着手推动消化过去多年产能过剩和积压的消费者大军。 农民工返乡、家电下乡、新型城镇化等都在推动乡村中的空间生产，这种生产不再仅仅是粮食和劳动力，而是消费和社会化。城乡二元制下的乡村中的消费和社会化与城市中的消费和社会化有何不同?与物流更为发达的中心城市相比，乡村中的消费和社会化是否更具诗意抑或生态?

谁来主导发展

在金融危机之后的2009年，一个新的30年拉开了帷幕，面对金融危机，中国似乎更为急切地试图寻找新的层面去继续实现现代化的使命。而这个新的层面是否就是更多地去发展空间层面的现代化?

从1919年的五四运动开始到1949年的30年间，中国试图首先在文化层面实现现代化的目标;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9年的30年间，中国试图首先在社会层面实现现代化的目标;从1979年到2009的30年中，中国转而寻求通过经济层面的发展来实现现代化的目标。新的一个30年中，中国面临着新的挑战。

深度的现代化发展，进而通过空间生产来实现，不仅生产空间产品如新城，同时也生产出消费关系和消费者以及整个消费社会。追求价值理性的消费社会，需要市场配置资源，需要完整的社会保障体系，在城市的职能划分、土地利用、功能分区、开发强度中，市场手段与行政命令彼此博弈。

政府主导型新城或新区开发模型是过去几十年中的主要形式。今天中国各地的房地产危机和各种“鬼城”层出不穷，空间生产作为某种社会机制，本身也面临现代化的挑战。

世界城市雄心

当CCTV大楼、鸟巢体育场与首都新机场T3航站楼被建立起来后，元明清三朝帝都的北京试图重返世界城市,北京是否能够成为世界城市?

北京奥运会和北京新十大建筑，使得北京人获得了充分的自信以重返世界之都。

2050年是北京成为世界城市的计划时间，这项计划的制定也意味着今天的北京还不是如同纽约、东京和伦敦一样的世界城市。

要想成为世界城市，意味着许多需要完成而未完成的工作。例如GDP提高与获得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等硬条件。与此同时，也需要许多软条件，如文化影响力、价值观认同等。其中尤为重要的是北京的市民是否做好了自身成为世界城市市民的准备，不仅需要对多样性与差异的开放，忍耐与包容，更重要的是认同并从中获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