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权的不能去欺负弱者

有权的不能去欺负弱者。

面对社会不公时，应该要用什么理性的手段来处理？对一个性格偏执的人来说，只能去改变他的性格，对正常的人来说，只能让这个社会更公平一些，尽量不让手中有权力的人去欺负比自己弱的人。

因为任何一个人都可能由于处境不同、在不遵守规则的情况下成为弱者，像高明勇在具体办准生证人员面前是弱者，但这些人员一旦到了比他们更强大的人面前，同样会成为弱者，就像老百姓说的“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虾米吃淤泥”。有人讲究规则、法制，不仅社会成本会减少，同时每一个人都可以获得尊严，包括弱者也包括强者。强者不可能永远是强者，虽然现在拥有权力，但是不一定拥有别的东西，而且权力也不是一生可以拥有的。强者也有退休的一天，也有作为普通百姓去求别的领域的官员办事的一天，如果大家都不遵守规则的话，他们也同样会成为弱者，同样会被欺负。

因此，我们更要注意到这些问题，而不仅仅因为有权打破规则，不遵守法制，让自己表现出那种粗野和野蛮。只有社会更公平，大家才能都经挑战强者为荣，以欺负弱者为耻。

1）弱者欺负弱者历史源起

中国国民性的戾气最大的一个特点不是针对强者，而恰恰是针对弱者，弱者欺负弱者。

厦门公交车纵火案，类似在幼儿园制造的那些以儿童为目标的集体性凶杀案，是弱者对付弱者的手段。湖北襄阳一孩子被婶子用刀割耳朵砍下巴，这是家庭之间矛盾出现后的一种转移，这种转移还是以欺负弱者的方式出现的，她没有对小孩的爸妈下手，因为不敢。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吵架、打架的，或者打群架的，会发现目标也不是针对强者，还是弱者对弱者。这种戾气的形成和整个社会制度建设不完善有着密切关系。

打个比方，我们在路上开车，两辆车发生剐蹭，以前是看到两个司机下车互相破口大骂，堵住整个道路，不过等到了这几年，同样是中国人，同样是发生了交通剐蹭事件，基本上大家不吵了，不骂了，有时甚至是像老朋友一样握握手 笑笑，是因为文化变了吗？不是，是政治制度变了？也不是， 是社会保障制度变了 ，因为买了保险，大家心里都很清楚，出了这种事有保险公司来买单，既然有人来买单，我就没必要去打架，仿佛一夜之间，发现这方面的戾气失踪了。

事实上，在中国历史上，国民性中的戾气大多是体现在人们有后顾之忧，后顾之忧之下自然就会影响情绪，影响处理问题的方式，包括看待问题的方式。那什么方式最方便最简单呢？就是骂和打，骂和打的共同体现就是暴力。

采取暴力的方式去处理问题，这种思维和专制社会有关系，因为专制社会采取的手段就是暴力，用暴力解决一切，当上层对下层使用暴力的时候，那么下层自然就会感觉到用暴力是最高效的，是能解决问题的。

假如说中国人以同样的方式来对待强权的话，就不是中国人的戾气，而是勇气，这是中国人最可贵的一种敢于反抗强权的优点，是一种血性， 但这种血性似乎越来越少。

2）懦弱与不受约束的权力

弱者欺负弱者的形成，是因为对普通的中国人来说，在长期的专制社会、专制手段的控制之下，不敢挑战强权，这也就是我在一期节目中说的“中国人的懦弱”。 他的懦弱是表现为对上的懦弱，对和他一样、比他低的人一点都不懦弱，非常的蛮横。

普通老百姓看到，专制社会中，暴力的方式针对的是手中没有权力、权力比他小或低的，暴力手段才能奏效。那普通老百姓也采取暴力，对应的肯定是比他弱的弱者，无论是从文化心理还是个人心理上，我要向谁挑战，心里要有谱才敢去挑战，如果心里没谱是不敢挑战的。

对陈水总公交车纵火、冀中星机场实施爆炸等暴力行为，网上有同情的声音出现。这种对暴力同情的其实还是对弱者的同情。国民性一般呈现为两方面，一个方面是对弱者的同情，二是对弱者的欺负。因为他们是弱者，因为“我也是你”，所以，弱者同情弱者。但另一方面，因为你是弱者，比我更弱者，于是我便成了强者，我就要欺负你。

但在中国的文化里面，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对弱者，中国人实际上缺乏一种同情心，不是说自己能从权利方面出发，平等的看待比自己弱的人，而是从利益的角度出发。

我在前两天做的一期节目“中国人的精明”里面说，中国人特别喜欢算计，算计的是比自己弱的人，因为觉得只有从弱的人身上才能够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而不敢去算计强者，因为他知道自己去算计强者就相当于螳臂当车、蚍蜉撼树。

中国人为什么会活得如此懦弱，如此屈辱呢？不得不说，它依然和社会的治理方式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甚至可以说，中国人懦弱的曲线，和中国权力运作方式的曲线有着极为趋同的弧度。

懦弱的曲线往往在很多时候和权力运作方式的曲线重合，原因就在于，权力增强一分，中国人的权利就减少一分，懦弱就会相应地增加一分，英雄气、豪杰气和浩然之气也就会随之减少一分。反之，亦然。

因此，在很大程度上，中国人的懦弱和权力的过于不受约束密切相关。

3）中国人心中没有规则

类似黑龙江海伦市养老院纵火事件，可以看出中国人采取粗暴处理问题的手段，这表现出中国人对规则的一种蔑视，就像历史学者吴思曾说在中国人的生活中没有规则，只有潜规则，这也同样是我在节目中说到的，中国人的规则就是潜规则。

当中国人的规则就是潜规则的时候，当他心里面没有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规则时，就是用自己的手段去做，这样一来就让中国人完全无视规则，一旦他的利益或者他的面子受到侵犯时，

他就会采取一种习惯性的处理问题的方式，完全以我为中心，而不会考虑是否破坏了规则，或者说破坏规则后，把它“摆平”。

这样一来，他的日常生活中体现出来的就是“我可以生气”、“我有资格生气”、“我生气之后，我可以通过一种潜规则的方式来摆平后果”，那么就不担心生气。这样一来中国人就有恃无恐

很多法制健全的国家的国民也生气，但是他生气的时候会非常小心，他可能会想“生气对谁的利益造成侵犯，这种代价我是无法承受的，一旦我做出了违法犯罪行为一定会受到惩罚，绝不会有任何可能，比如说通过权力或其他方式来化解这种罪或减轻这种罪”。

中国人爱生气，在我看来就是中国人心中没有规则，不惧怕规则，他觉得挑战了规则以后无所谓。而这个事情本身又是非常奇妙的，对统治者制定的规则，中国人采取了极为“聪明”的做法，就是上面说一套下面做一套，以自己特有的方式来表达一种无声的抗议，由此就导致一旦生活中发生事情，他就“出手”了 或破口大骂。

当然还有一个因素是中国人的素质和文明修养实际上还不够，这个和我们的教育密切相关，以前和现在都一样，从来不告诉你怎么做人，而是告诉你怎么去追求知识。

4）权力与公平

从媒体提供的一些信息来看，陈水总远远没有到走投无路的地步，更多的是滥杀无辜，和他的性格有密切关系。当然，他在生活中也确实受到了一些权力者的迫害，比如他的小摊总是被城管查。冀中星同样是被权力欺负以后，自己感觉无路可走所以在机场实施爆炸制造影响，当然他的方式是极为不合适的，也是违法的。

在这几个事情中，都能看到权力的影子，就是权力始终出现在这些人身后，权力是始终造成这些人采取一些极端手段的推动者，无论是城管对陈水总的那些小摊，还是医院的领导对待医生，还是呈现在冀中星身上的当地政府部门的处理方式，是权力把他们推向一个绝路。

因此，当我们分析国民性的时候，回到起点，还是发现其离不开权力的作用。国民性这样一种行为方式、逻辑思维和价值观念，当然和整个权力运作方式有关。

国民性是被权力和文化塑造出来，被整个社会规范塑造出来的。国民性形成的原因很复杂，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是一个综合性的结果。最重要的一个原因还在于政治和文化，国民性中的劣根部分，绝大多数因素是政治和文化的因素，国民性中好的东西恰恰和政治没有关系。

权力和文化影响着社会制度的设计。类似陈水总、冀中星以及一些杀医案事件，假如我们有非常完善的保障制度，当他们遭遇不公、遇到城管或生活窘迫，或者患病无助时，这个完善的社会制度马上就能够运转，他还去做极端的害人害己的事情吗？为什么中国人说仓禀实而知礼仪？就是这个道理。

面对社会不公的时候，应该要用什么理性的手段来处理？对一个性格偏执的人来说，只能去改变他的性格，对正常的人来说，只能让这个社会更公平一些，尽量不让手中有权力的人去欺负比自己弱的人。只有这样才能大家都以挑战强者为荣，以欺负弱者为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