盗贼文化何以酿成

盗贼文化何以酿成。

“道可道，非常道。”可以说出来的想法，已经不是一般的想法了。不好的事情只做不说，可能因为不好意思，也可能因为明知不对，是不当行为的一个层次。不仅做，而且大言不惭、振振有词地声称自己有理，是另一个层次。

人都图便宜，社会上有盗版，你去买，可以理解。若你公然为盗版辩护，就不好理解了。我在博客上挂出《中国何以成为盗版书第一大国》后，大批跟帖的网友嘲笑我的言论，为自己买盗版辩护，按照他们的逻辑盗版简直就应该合法化了。我们早知道盗版在中国的猖獗。这次又领教了人们的心态和认知：相当数量的人高呼盗版有理而后快。这道理竟然能端出来真让人震惊。这道理和抢了商店中的食品后说“谁让你卖这么贵的，我还饿着肚子呢”有何差异？大批网友对盗版侵权如此坦然，仿佛没有意识到，文化创造者们的利益直接关系着文化消费者的福祉——如果食物的提供者自己都饿死了，谁还能为消费者提供食物呢？

如此背离超民族、超阶级之传统道德(即不能拿别人的东西)的一个怪胎，能在此地成精，不是一个因素使然，如是铲除它易如反掌。它是互动的结果。我坚持认为，元凶是管理者。在诸多种类的犯罪中，打击盗版是比较容易的，因为那犯罪行为一直在持续，人证物证都公然陈列在市场上，顺藤摸瓜就是了。是管理者的放纵，使得盗版者猖獗，便宜的盗版图书或音响制品的流行又诱惑了购买者。而管理者的渎职又是被侵权者的沉默娇惯出来的。

没有不依不饶的原告，管理者着哪门子急？真应上了那句令全体国人气馁的话：有什么样的被统治者，就有什么样的统治者。

被侵权者分为两类：出版社和作者。后者是无组织的个体，前者则是团体，后者的力量当然不可能和前者同日而语。在中国个人状告机关，很少有成功的。乃至作者遭盗版，有大发牢骚的——其实那是毫无用处的，却鲜有状告版权局不作为的。而被盗版时，出版社很少向管理者施加强大的压力。原因我在博客上的文章中说到了——中国的版权管理部门和出版管理部门是二位一体。而出版管理部门又是出版社的顶头上司，出版社的书号都要从那里获取，向上司点头哈腰以求照顾是人之常情，以便多拿两个书号什么的。出版社当然不敢向版权局强力施压。苦主的软弱，被管理者们的不作为，是管理者尸位素餐、不作为的原因之一。于是有了这样的一连串的因果关系：制度安排抑制了出版社向版权局施压，毫无压力的版权局打击盗版轻描淡写，导致盗版猖獗，便宜的盗版货充斥市场造就了一代人的购买习惯，乃至思想方法。制度安排是管理者决定的，打击盗版也是管理者操作的。两个最重要的环节上的问题都出在管理者身上。所以我说，他们才是盗版猖獗的根源所在。不是中国人品质低下，我们不是盗贼的坯子，是我们的制度安排有问题，导致了“劣币逐良币”，导致了思想的全盘混乱，盗贼哲学胆敢登堂入室。

管理者是公仆。如果得不到申冤的无数苦主们可以状告公仆无作为、渎职，而使公仆解职，公仆方才是真正的公仆，管理者才可能是有效能的、称职的管理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