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变化与个人命运。
1977年初秋，我正在福州军区空军当维修飞机的地勤兵，这时传来要“恢复高考”的“小道消息”。对这个“小道消息”虽然大家都十分兴奋，认为早该如此，但又半信半疑。因为尽管人们依然沉浸在粉碎“四人帮”的兴奋喜悦之中，“第二次解放”是当时流传得最广的一句话，真实反映出人们的心声；一大批“文革前”的电影被解禁公映，一些冤、假、错案开始陆续纠正、平反；“国家政策”开始强调知识、科学、文化的重要性，开始强调要重视业务而反对“空头政治”……但是，但是“文革”并没有被公开否定，“两个凡是”仍然居主导地位。“高考”是“文革”最早被废除的制度之一，“反击右倾翻案风”也是从批判“否定高校教育改革”开始的，这一切都不能不让人在满怀期待的同时又深有疑虑。
然而，“形势比人强”，有关部门最后终于正式决定从1977年起恢复高考，引起全社会强烈反应，用“奔走相告”形容毫不为过。在军营，起码在我所在的部队，也引起了强烈反应，或许，这是因为航空机务大队“文化水平”较高，有许多“文革”中从北航、南航、西北工大、空军工程学院……毕业的大学生吧。我们机务大队的教导员，就是南京航空学院毕业的。
得此消息，我当然也想报考大学，但部队毕竟不同于地方，不能随便报考，而且，由于我们部队没有名额，所以无法参加1977年高考。这时我当兵已满三年，便动了退伍考学的念头。但空军机务部队很少当兵满三年就退伍的，对我提出退伍要求，领导和战友都大吃一惊，指导员专门找我谈话，劝我不要退伍。指导员当然是出于好心，但我决心已定，就找了上一级的机务大队教导员。他很理解我，当场表示同意我退伍，同时还顺便问了我几个最基本的数学公式，我说有的没学过，有的已经忘了。他一边写下这些公式一边笑着说：那你回去后还真要加把劲呢。
1978年3月，我复员到一家大厂当车工。对想考大学的青工，厂里不给假复习。原来，我们厂领导一直非常开明、非常支持工人考大学，所以在77级高考时给所有报考人员放了半个月带薪假。但有一大批人报了名却根本不去考，原来是为了“骗假”。当时的报名费是五角钱，用他们的话来说，是“花五毛钱买半个月假”。无奈之中，厂领导只得规定所有人以后都再不给假。
当然，也有人开出假的“病假条”。但可能是在部队养成的遵守纪律的习惯，我一天假都没有请。“紧车工慢钳工”，在流水线上的车工几乎没有任何喘息的机会，回到家后，已是筋疲力尽，晚饭后还要复习到深夜。午饭后有几十分钟的休息时间，我就躺在机床旁边的长条凳上背书，有几次竟然熟睡过去。上班时车间机器轰鸣，面对面说话都听不清，但却一点没吵醒我，实在是太困了。我师傅肯定知道我的辛苦，也不喊醒我，几次都是车间主任把我推醒，醒后怪不好意思的。有一天深夜，在家复习到很晚才睡，但睡梦中突然被呛醒，醒来一看原来是毛巾被掉到地上，被蚊香点着了，好在还未燃成大火，但堆满书、纸的小屋已是浓烟滚滚，好不危险！
那个年代学过外语的人不多，我连英文的26个字母都认不全。有关部门当然了解这种情况，所以77－78级大学考试时外语只作为参考分，不计总分，可考可不考，我报名当然选择的是不考外语。但有天一位也准备参加高考的工友告诉我，他得到消息，如果不参加英语考试就无资格上重点大学，只要参加考试，哪怕是零分，也可以上重点大学。经他这么一说，我赶紧跑到高招办，改为“考英语”（后来证明此消息不准确）。作为参考分的英语考试安排在最后一天的下午。在前一天的晚上，为了有所准备，我找到一位英语老师，让他把“紧跟华主席，进行新长征”和“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两句当时最流行的“政治话语”翻译成英语，背了又背。当时“文革”结束不久，我想总会有这类政治性句子。但事实证明我判断错误，拿到试卷怎么也找不到这两句话。英语试卷我一句都看不懂，但好在多是选择题，我就乱选一气。由于英语只是参考分，所以监考也就不严格，我的同桌看来会一点儿英语，在试卷上写了不少，周围的人都抄他的卷子。我也抄了几句，但抄的是什么，完全不知道。不是他的英语也很差就是我抄都抄错了，因为我的英语总共才得了14分。
当时并未否定“文革”，占主导地位的仍是“两个凡是”，然而却能否定“推荐制”而恢复“文革”前的考试制，并得到全社会的衷心拥护，说明了“推荐制”极端不合理、不得人心。因为“推荐制”实际上成为“走后门”的同义词，这种巨大的不公，已到人神共愤的程度。所以在“文革”中，无论“文革派”怎样以“否定新生事务”、“攻击文革”这种罪可入狱的大帽子吓唬人，却依然挡不住人们的种种不满。这种不满和愤怒，伟大领袖肯定也有所耳闻，但却层层传达了他老人家仍为“推荐制”辩护的“最高指示”，大意是：走后门进来的，也有好人，走前门进来的，也有坏人嘛！或者是：走后门来的，也不全是坏人，走前门来的，也不全是好人。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们，或还能想起这句当时迅速传达的“语录”吧。
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制度。一个只有效率而没有公平的制度，当然不是好制度；一个只有公平而没有效率的制度，同样也不是好制度；而既没有公平也没有效率的制度，则是最差的制度。“推荐制”，就是这种既没有公平也没有效率的最差制度。
1978年是我们国家命运发生重大变化、转折的一年，也是我个人命运发生重要变化、转折的一年：前三个月我是解放军战士，中间五个月是工人，最后四个月成了大学生。其实，这一年千千万万人的命运都像我一样发生了重要转变，许多“知青”终于返城了，许多“右派”平反了，许多冤、假、错案纠正了……个人命运与时代命运如此紧密相联，在这一年表现得最为明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