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辉华：中国经济走出困境靠什么？

聂辉华：中国经济走出困境靠什么？。

受采嘉宾简介：聂辉华，现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导，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并兼任中国人民大学企业与组织研究中心副主任。

创新实际上是一个“创造性毁灭”的过程

问：新一届政府上台以来，一直比较重视创新，李克强总理就曾多次强调“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当然也得到了民间的积极响应，各行各业的人都在大谈创新，但显然每个人口中的创新各有不同，有些谈的就不是创新，这里首先就涉及到一个创新的界定问题，也就是说想请您谈谈究竟什么才是真正的创新?

聂辉华：一般说到“创新”，经济学界最有名的学者是熊彼特，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专门谈了创新，按照熊彼特的本意，创新的英文是Innovation，它指的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或者说实现生产要素的新的组合，并且把它变成有价值的东西，什么意思呢?熊彼特列举了5种情况：

1、发现一种新产品，就是创造了一种新产品;

2、发现了一种新的生产技术;

3、开辟了一个新的市场;

4、找到了一种新的材料;

5、找到了一种新的组织。

在熊彼特看来，创新和另外一个词相联系，那就是创造性毁灭，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创造了新的东西一定会把旧的东西替代了，把旧的东西毁了，但它这个毁灭不是消极的毁灭，而是积极的毁灭，是推动了事物的前进。所以，按照熊彼特狭义的理解，创新应该是一个从零到一的过程，必须从新的生产方式创造出来，绝对不是改一个东西就叫创新，或者稍微做一个模仿也叫创新，不是这样的，也就是说，按照熊氏标准的话，真正的创新其实是不多的。

经济学界，研究创新一般也是按照这样的定义来研究，比如我们会看两方面，一个是投入，一个是产出，花了多少钱做研发或者有多少专利、多少被引用的专利，这跟你刚才讲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有一定的差别。

民间掀起创新(创业)热潮是理性反应

问：下边想请教您一个相关问题，因为有了国家层面的大力倡导，很多人和企业都加入到了创新(创业)的大队伍中，但这种响应政策的大众举动似乎又有很多盲从者，出现了创新(创业)泡沫化的问题，而且这种泡沫很快就破了，前段时间有一篇文章《中关村创业街的咖啡凉了》谈的就是这个现象，对此现象，您怎么看?

聂辉华：首先，我们从大的背景来分析，就会发现中国政府一出台新的政策一堆人就蜂拥而上，这是一种理性的反应。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政府在中国掌握着最多的资源，所以它每每倡导一项新的政策甚至是提出一个新的口号，就意味着会给钱，就意味着会有配套资金，所以跟着政府走、跟着口号走，肯定是没有错的，这是中央的层面。到了地方呢，地方也要看符不符合中央精神，如果符合它就得给钱或者它至少不会阻碍。

所以，我认为，在政府掌握大量资源的情况下，政府喊什么大家都跟什么，这是一种理性的选择，不必苛责，当然你可以说它导致了大量的浪费，导致了一种盲目的冲动，这都是有道理的，但是从每个个体角度来讲，你不跟别人跟了，而且中国的事情就是你赶上就有，没赶上就没了，这没有办法。往深了说，这同整个国家的分配体系和动员体系有关，包括产业政策也是这样，跟创新一样，这个一时半会还改不了。

创新(创业)热潮降温未必是坏事

聂辉华：然后你问题中提到的中关村创业大街，我年底的时候还真去了那个地方，确实像网上的文章所说的那样，到了年底，这个地方就像冬天的季节一样比较萧条、寒冷，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种热火朝天，没有出现一拨人都在讨论idea，大家都在那儿谈创意，吐沫横飞或者见面就是问“你要不要钱”，完全没有出现这种景象，非常的冷清。

首先，在3W咖啡里坐在那里喝咖啡的就不多，然后是去的人基本上是各做各的事情，明显没有多少讨论，这就说明没有多少人是真正来讨论创业和投资的，当然，我看到有一个会议室有几个人，其他地方都没有什么人。我觉得这个现象某种程度上是个好事，这说明：第一，投资者理性了，不会只要你说一个项目我他就给钱。比如，有人号称要造一个火箭公司，实际上他把一个小火箭发到天空200米都做不到，这种项目，还有人投几百万、上千万，那就有问题了。

再就是，对于创业者来说，也意味着开始逐步变得理性了，大家会发现不是所有人都能创业，创业了也不是所有人都能成功，而且好多人根本不适合创业。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现在有互联网，不一定非要找实体的地方去聚集，而是可以通过更加私人化的方式实现，比如你有个朋友想投钱，另外一个朋友想要钱，你可以把他们撮合在一起，没有必要去中关村创业大街嘛。所以，我认为创业未必需要一个集中的场合，也不能说因为中关村创业大街来的人少了，创业的热潮就没有了，不是没有了，肯定是比以前降温了很多。

问：您认为降温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整个创业的热潮从年初到年底发生变化还是蛮大的。

聂辉华：我觉得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钱都不好赚了，所有的行业钱都不好赚了，投资者手上的钱也相应少了;第二是前段时间大量的创业公司起来就倒了，所以这些创业的投资者、风投、天使投资者吸取教训了，现在变的更谨慎了;第三，可能因为对创业者来说，大部分都失败了，也就没有那么冒进了。

“创新(创业)是在洗劫财富”的说法有点危言耸听

问：对国家倡导的这种全民性创新(创业)运动，在不少人赞许和响应的同时，也有学者提出了担忧，比如孙立平老师就提出创业运动弄不好是对中产阶级的又一轮洗劫。

聂辉华：我觉得这个有点言危言耸听了，首先创业、创新得自愿，没有政府强制你，政府没有规定像下岗一样，每个单位必须下岗一波人，必须创业一批人，谈不上“洗劫”，不是强制的就不会洗劫的，政府只是说你愿意做我给你提供好的条件，做失败了政府也不会惩罚你。

所以，我不认为，说鼓励创新(创业)是在“洗劫财富”，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只是这件事需要一些专家包括政府要出来浇浇水，要理性、冷静一点，马云算是创业成功的人，他却在去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上说“商场如战场活下来就不错，你要相信你会成为活下来的5%”什么意思呢?创业就有95%的失败概率，何况创新呢?有这么高的失败概率显然不是一般人能承受的，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既然不可能一蹴而就，先有这个理念就可以，慢慢配套的创新(业)教育、创新环境要跟上，鼓励挑战权威、鼓励科学的怀疑精神，这些事做了不会有坏处的。政府应该把更多的精力花在这些事情上，不要老盯着创办了多少新企业，要知道中国的企业平均寿命可能不到三年，今年看到一堆企业起来了，明年它就倒了。

创新需要具备的六大要素

问：我们再来谈问题的另一面，尽管国家层面大力倡导创新，但显然当下中国创新的环境并不是特别好，不少因素阻碍了创新，我的问题是在您看来一个良好的创新环境需要具备哪些因子?中国创新做不好的阻力又主要是什么?

聂辉华：我总结了创新需要具备的6个因素，分别是：1、自由思考的空间;2、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律;3、适度竞争的市场结构;4、全球化的知识流动;5、对基础研究的重视;6、敢于质疑的科学传统;

我逐一往下说，自由思考的空间不用说了，因为创新是要创造新的东西，所以头脑里面不能有太多的条条框框，不能拘泥于旧的东西，得敢想，这个在中国就不是个特别顺利的事情，不是所有东西都能想的，因为很多人已经不敢想了，不敢想的原因是因为他过去想过这些东西受到打压或者被警告过。举例来说，我最近研究矿难问题，我教的90后学生他们会问我这样的问题，他说聂老师矿难怎么可以研究呢，这不是很敏感的问题吗?他已经被洗脑了，连学生都知道什么东西不能研究了。

问：自己设定了禁区。

聂辉华：如果研究者自己都不敢研究矿难，怎么能够解决矿难，怎么能够减少每年上千人以前是几千人的死亡?就不敢弄，所以自由思考的空间还不够充分，不够大，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是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律，中国加入WTO之后好很多了，过去我们在录像厅里经常放录像，录像其实都是应该买回家里面看的东西结果放到大众去看，而且是收钱的，违法的，加入WTO之后一两年，当时我在上大学我就发现各个地方很快没有录像厅了。

从发达国家经验的角度讲，前段时间去世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斯就写了一本很有名的书叫做《西方世界的兴起》，书里面就谈到，西方世界为什么会兴起或者工业革命为什么首先发生在英国和荷兰?就是因为这两个国家创造了有效率的组织，他说有效率的组织主要是保护(知识)产权的组织，因为只有保护(知识)产权大家才会有动力去投资，比如在英国做远洋贸易，发明罗盘、指南针就很重要。如果一个人发明新事物得不到好处，谁也不愿意做这件事，正是因为有了保护知识产权的环境，所以，工业革命首先发生在英国和荷兰，而不是发生在比它更早发达起来的法国和西班牙。

而在当下的中国，企业关于侵权的官司很难打，而且很多被侵权了的企业根本不去起诉。我做过调研，问企业家有没有被侵权的经历，如果有，我说你会不会打官司，只有不到20%的人会说会去打官司，大部分人根本不打，他们觉得第一打官司的过程本身很漫长耗费很多时间和精力还不一定能赢;第二，就算赢了能不能执行也是个问题，比如说你告某个公司侵权，你赢了，对方如果不交钱怎么办，法院不去执行怎么办?有时候侵权的损失还很难以认定，所以会发现很多企业被侵权了不愿意打官司，这就导致中国保护知识产权的环境变得特别糟糕，很多人不愿意做知识产权的研究。

我经常举一个例子，大家知道facebook公司花了7亿美元的现金加股票收购了一个叫Instagram在线照片共享服务商，这就是一个由一两个人开发的小程序，创立时间是2010年，facebook准备买它的时候是2012年，两年的时间人家愿意买7亿美元去买，而这个公司当时只有13个人，在中国就不可能出现这种事情，作为规模如此庞大、全球最有钱的公司之一去买一个只有十几个人公司的一个重要的专利，为什么呢?把你copy过来不就完了吗，把你山寨了哪怕是回头你告我我也不怕，在中国，13个人的企业打官司怎么打得赢这么大的企业，打不过的。

再说第三点，适度竞争的市场结构。熊彼特曾经提了一个假说叫熊彼特假说，他说的是“垄断性企业更有可能创新”，为什么呢，因为在一个完全竞争的行业里没有利润，没有利润怎么创新?而创新是有风险的，可能花很多钱、花很长时间还不一定能成功，但大企业、垄断性企业有钱、规模大、能扛风险，所以往往比较容易创新。

但是太垄断又会阻碍别人的创新，像微软的存在，如果没有人挑战它的地位，就没有了创新的动力，所以创新和市场竞争之间存在一个倒U型关系，市场竞争一开始是初具创新的，但是竞争太激烈了就会阻碍了创新。中国现在的问题是产业结构不好，现在所有的产业结构基本上分为两类，要么是完全垄断的，像大国企占据的领域，石油、石化、重工、煤炭、电信基本上都是垄断的，你是进不去的，它就没有创新或者说很少。

再就是，民营企业占据比较多的行业，过度竞争、完全竞争，一些小企业也不会有创新，所以整个市场结构就不利于创新，健全的市场结构应该分成四个阶段：完全竞争、垄断竞争、寡头垄断和完全垄断，而中间两个段比较适合创新，但是我们国家整体来看处于中间段的产业结构很少，为什么中国互联网领域出现的大型民营企业比较多呢，就是因为互联网领域没有什么大国企，有大国企他们就没有戏了，所以我说跟前面讲的有关，国家对这块放松管制了，否则没有希望的。

上不了脸书和谷歌阻碍中国创新

聂辉华：第四个因素，全球化的知识流动。因为要创新，得有新的产品、新的思想，新思想来自于哪里?大家相互交流、相互碰撞、相互激发，现在这方面好很多了，因为有互联网，像我们做研究可以及时获取国外一手的资料，知道国外的人在做什么研究，我们马上跟进就行了，这跟过去不一样，过去没有互联网，除了开国际会议打电话根本没法知道，要是没有电话连这一点也没法做到，在中国，一方面这是进步，但是另一方面进步得还不够快。

我讲的比较多的例子同样是facebook，哪些人在用facebook?facebook最早发端于校园，就是扎克伯格带着一帮学生在上面交流的社区，但是我们国内上不了facebook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中国大学生失去了跟全世界青少年精英交流的机会，你上不去，人家都在facebook上讨论我干了什么有趣的事情、取得了什么进步、发明了什么技术，你不知道，人家不会贴到网上的，就在facebook社群里，在网上，facebook内容是搜不到的，所以我们相当于在这方面我们的年轻人丧失了未来知识碰撞激发的机会，这是非常宝贵的机会。同样，facebook、twitter、google上不了，我们做学术研究也受到限制，因为做学术研究一定要查外文文献啊，google上不了怎么让我了解新鲜的知识，怎么做研究?有人说用百度啊，百度根本不行，现在只能用必应。

问：对自然科学研究这一块估计影响也大。

聂辉华：影响更大，因为自然科学跟国际接轨更多，可是自然科学的人很多也同样上不了google，包括医生，很多医生要查病情，一个新的病出来了不知道什么原因，要上网上google去查，查不了，轻则耽误人家的生命，重的话就不可能发现新的案例，不能总结新的病情，不能推动新的药物的产生，这也是阻碍创新的，所以知识流动这块我们做得还不够好。

第五个因素是对基础研究的重视。中国过去比较穷，穷先是活命、吃饭，做研究也是这样，有点急功近利，对于基础研究不够重视;我做了统计，2014年的时候中国科研经费投入已经占全世界第二大，第一大是美国，大概是13000亿美元，比上一年增加9.9%，比GDP增长还快。

问：这个数字很大。

中国文化缺乏质疑的科学传统

聂辉华：占GDP的比值是2.05%，这叫所谓的研发密度或者研发投入强度，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投的钱绝对额已经占世界第二位了，这是超过了中国经济发展速度的，遗憾的是，这么多钱投到基础性研究的比较少，根据网上公开的数据，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实验发展三部分基础研究只占不到5%，大部分投在了第三阶段的实验和发展。不重视基础研究是不行的，为什么呢?因为越是高深的技术、越是影响长远的技术越需要基础研究的支持，但是基础研究短期内又不能出成果，可能会经常失败，所以钱比较有限的时候不去投，但是我们有这么多钱了也没有怎么投，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基础性研究不容易出成果，不容易出成果就不容易被考核，不能被考核就没有证据，没有证据领导就看不到东西，他就不会投给你钱。研究领域，这种急功近利的思想也不好，国家对基础研究还是不够重视，这是一块。当然，现在比过去好多了，现在搞数学的人经常拿到一大笔钱这在过去是不可思议的，但是从全国来看跟世界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我们对基础研究的重视仍然不够。

最后，第六个因素是敢于质疑的科学传统，这部分跟文化有关，我们从小到大受教育的习惯就是老师出题、教材出题有唯一的标准答案，敢说跟标准答案不一样的，老师就会批评你，从小就没有一个挑战、怀疑的科学精神，长期以来都没有。

我跟别人经常讲，对比《论语》和苏格拉底跟学生的《对话录》就会发现完全不一样，在苏格拉底那里是辩论式的对话，学生和老师是可以辩论的，而《论语》基本上是孔子在讲，学生在听，谁敢挑战孔子、谁敢质疑孔子?没有人，顶多是问一个问题，不解，我问一下。但是没人敢说，“孔子你说错了”，没有这样的事情，这两个书就能看到中国和西方的文化传统不一样，也就是说人家在古希腊时代就有辩论传统，这叫科学精神。但是我们就没有，从小就没有，现在也没有，没有这样的环境，就不敢想、不敢创新，怎么做得到?这里面有政府的问题，比如自由思考的空间、保护产权的法律，但是也有企业的问题，市场结构、对基础研究的重视，跟企业跟政府都有关系，也有文化的问题，这里面因素很多，我觉得短期内要突破还是很困难的。

对后发国家而言，合法模仿是没有问题的

问：您刚才提到保证创新的一个重要因子是保护知识产权，但我注意到，中国这些年来的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开放和模仿，真正原创性的东西并不多，在各个领域都出现了不少山寨产品，甚至出现了山寨文化，按照熊彼特的定义，这些山寨当然不属于创新，但它们又确确实实在经济发展中起到了巨大作用，您怎么看?

聂辉华：我是这么觉得，只要不违法，其实模仿没有问题，对于中国这样的后进国家而言，模仿是最简单的学习方式，而且成本低。另外，在模仿过程中会慢慢积累经验，比如腾讯QQ，最早模仿的是ICQ，一开始可能不知道用户的体验，但是它掌握了足够多的用户的时候，就根据中国人的习惯慢慢改，慢慢的越改越多就有点面目全非了，这个东西我觉得也是一种创新，相当于是编辑上的创新。怎么定义从零到一的创新呢?其实也不好定义，发明一种新的产品出来当然算，比如以前没有facebook现在有了，没有谷哥到有了谷歌，这肯定是，但是苹果算不算创新，肯定算，可苹果的产品也不是一夜之间出来的，它当年的电脑也是有个演变的过程。

所以，我觉得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模仿是可以理解的，而且从别的国家的发展历程来看也是这样。现在日韩的制造业很厉害，但它们当年也是模仿美国、德国走过来的，在电子产品、汽车、相机这三个行业，日本和韩国对美国和德国模仿得特别厉害，日本至少现在大家认为是品质的保证，但是当年日本的产品也是质量差得一塌糊涂，如果你看过松下产品创始人松下幸之助的传记，他就讲也是争口气。松下一开始的英文名字是national，为什么叫national呢?民族的、国家的，他就想给国家争口气，说明日本当时的产品质量也很糟糕;韩国也是这样，所以，我觉得只要你一开始是正确的模仿，然后慢慢地鼓励创新，这些都不是问题。

另一方面，我为什么强调要“合法的模仿”，因为是不是合法本身这个东西也是有争议的。关于专利产权，一般法律规定可能是21年，当然，有些国家可能没有那么长，可能是10年，到底多长合适呢?专利保护有个最优的宽度问题，如果保护得太严了，可能阻碍别人创新，我写一个程序一辈子都不能被别人模仿那就阻碍了新技术的产生，但是保护得太短，又会伤害创造者，觉得收不会成本赚不了钱。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发达国家的技术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要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承受能力。举个例子来说，微软当年一套office97就卖1997，绝大部分人根本就承受不起，这种情况下有的人去盗版太正常了，为什么不能根据发展中国家的情况把价格降一降呢?如果把价格降下来，把年限缩短一点有一部分人会买得起，就没有盗版了，所以有时候盗版是迫不得已的。我发现过去的学生经常用盗版软件，现在有些学生已经不怎么用盗版软件了，这是好事，因为价格便宜了大家用得起，用得起就不愿意盗版，说白了，用盗版未必是个品德问题，有可能是经济问题，我买不起嘛但是我要用，比如做作业怎么能没有office呢，但是office一套1997买不起，如果推出学生价97元就没有那么多人盗版了。所以这些问题要分开来看。

另外，在中国，像深圳，深圳一开始也是山寨到处都是，但是现在在所有中国大陆城市里面深圳可能是最具有创新意识的城市。所以，我觉得要历史地、辩证地看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没有那么糟糕，关键是我们要鼓励合法的模仿、渐进式的创新。

中国要走出经济困境除了创新别无选择

问：在当前谈创新，还有一个大背景就是经济发展陷入困境，出现了疲软乃至萧条，于是下一个问题想请您谈谈创新对于经济走出困境的现实意义。

聂辉华：从短期看.喊“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其实表明了政府的一种忧虑，为什么?经济增长在下降，经济形势在变差，但是在中国，因为劳动力人口多，保就业是第一目标。中国计算GDP增长速度，先要看解决多少就业，要解决就业需要多少政府投资，这些政府投资会带来多大的经济增长率，是倒算出来的。所以当一个政府喊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时候说明经济形势确实不太好，就业压力非常大，否则干嘛鼓励大家创业，都找得到工作就不用创业了。

这么做短期内能有多大效果，我不是特别乐观，肯定不会有很大的效果，这是毫无疑问的。为什么呢?因为适合创业和创新的人就不多，现在鼓励学生创业，这个我不同意，学生创业根据调查研究表明成功率不到1%，100个学生去创业，99个都失败了，他们回学校怎么办?受挫了怎么办?破产了怎么办?心情不好怎么办?想不开怎么办?谁提供过这些教育?没有，一个学生没有市场经验、没有管理经验怎么创新?不是掌握了技术就可以创业的。

但是，要从国家的长远发展战略来讲，把创新驱动作为国家的发展战略这是绝对没有问题的，我也很赞成。为什么呢?我们是个发展中国家，是个追赶型国家，要赶上别人一开始肯定是模仿别人，因为模仿别人就可以省去很多学习成本，最明显的是高铁，以前不断的改进，试了很多错、走了很多弯路，现在直接学最好的。你发现没有?北京的地铁跟高铁类似，几乎是全世界最发达的，全世界最早的地铁之一是波士顿的地铁系统，有100多年了，我的感受是波斯顿地铁根本没法坐，非常不习惯，摇摇晃晃的，地铁里也没有手机信号，远不如北京的地铁，这就是后发优势。

作为一个大国，在起步阶段、追赶阶段可以这样，但是将来不能这样，为什么呢?快追上发达国家的时候，跟人家差不多的时候模仿谁去?人家先进的技术也不会完全让你模仿，能模仿的往往是二流、三流的技术，一流的最核心的技术人家是不可能让你模仿的，这是国家竞争的零和博弈的性质决定的，所以越往后你的发展战略就应该从过去的脚跟脚step by step转向肩并肩side by side，过去是跟着别人的脚步走，现在要跟别人并肩战斗、并肩竞争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未来中国经济要真正走出困境，除了创新没有什么别的选择。

另外，从现实的角度讲，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跟发达国家比技术上没有优势，跟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劳动力成本上也没有优势了，所以现在中国是前有堵截、后有追兵，前面发达国家堵着你，没有创新的技术过不了那一关，后面一帮小兄弟跟上来了，像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印尼在某些方面的成本比我们低，所以像耐克搬到越南去了，现在很多外资企业搬出去很正常，因为中国劳动力贵了，为什么贵了?因为我们的经济发展水平高了，这是必然的现象，这种情况下我们两边不沾边了，论技术比不过欧美国家，论劳动力成本比不过东南亚国家、非洲国家，那怎么办呢?已经没有退路了，只能创新，所以，我同意把“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立为一种理念，但是做这件事也不要太急功近利，不是国家一倡导，大家就都得去下海，老师创业、学生也创业、全民都创业，这也是不对的。

但是，换个角度来讲，中国的政策经常是执行不到位，执行打折扣，李克强总理可能预计到要打折，所以就把它喊得响一点，相当于“取法乎上、得法其中”嘛，要是“取法其中”，可能就“得法其下”了。

问：其实实际上来讲创新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特别是对一个发展中国而言。

聂辉华：是的，创新需要很多条件的，前边讲的几个维度，目前我们都不是特别具备，所以，短期内我们不太可能在创新上取得重大突破。几十年前我们就喊出过“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这个转变其实就是要提高技术创新的力度、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嘛，但是哪有那么容易，如果创新那么容易的话大家都去创新了，创新就不叫创新了。所以创新本身就意味着它不是个成功概率很高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喊出这种口号的同时我们要有备案，创业失败怎么办、创新失败又怎么办，不做好备案，地方政府盲目鼓励创新和创业是不合适的。

创新(创业)都挤在“互联网 ”上也不好

问：提到创新，在目前一个热门的话题是互联网 ，不知道您对这个问题作何看法?

聂辉华：这有两个原因，第一、互联网 是个新概念，追逐新概念容易吸引眼球，传统行业利润微薄，说你是个新的行业，新的行业大家都不熟悉，这样至少有个可能性，包装的时候有卖点，投资者也觉得“这个也许有希望”;

第二个原因跟目前的产业格局有关，各个行业要么竞争特别激烈，竞争不激烈的一定管制得很严，想来想去就互联网这块管的最松，弄一个APP就可以买卖东西，政府不怎么管这块，你会发现凡是政府管得少的发展就比较快，而且因为是互联网是相对新的领域，竞争没有这么激烈。

第三个原因是成本低，一个大学生或者一个没有工作的人干任何一个行业都很困难，但是写一个程序弄一个APP可能不需要花多少钱，而办个微信公众号就更不需要什么花费了。在国内，具备以上这三个因素的不多，也就互联网 。但是从创业本身来看，其实互联网 只是一种手段，像过去没有互联网，电话、电报、电灯怎么发明出来的，也就是说，真正的创新不一定要依赖互联网。但只是因为在当前，互联网已经相对成为一个基础性手段，对于技术发展来说，新知识新技术非常重要，而互联网极大的加速了知识和技术的流动，所以依托于互联网会加速创新的过程这个我不怀疑，但是我并不认为互联网是唯一的手段。

我最近在看《褚时健传》，我发现褚橙在进入北京之前，在网上卖之前人家已经很火了，你说它跟互联网有什么关系?没有什么直接关系，所以互联网只是推波助澜的一种手段，我甚至不认为它是一种必要手段，而且大家都挤在“互联网 ”上，不好。这又变成一种传统行业了，竞争又激烈了，又重复建设了。

本文原载《同舟共进》2016年第3期，见刊标题系《聂辉华：除了创新别无选择》，有删改，此为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