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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伟:中国经济改革的特殊成效及其逻辑

来源:时间:2016-03-29

刘伟:中国经济改革的特殊成效及其逻辑。

中国改革的历史进程,既不能用“华盛顿共识”以及作为对“华盛顿共识”反思和批判结果的“后华盛顿共识”来解释,也不能用“渐进—制度演化论”来概括,“北京共识”也只是在现象层面的粗糙描述而未深入本质,中国的经济改革有着自己内在的逻辑,从中国的经济改革的实践出发,追随着的它的历史进程,其主要的特点我们才可以看得清楚。

在所有制结构改革与市场机制培育的统一中推进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

不是把所有制与市场机制割裂,既不片面强调市场化,而忽略所有制和企业产权制度改革,也不是实行所有制的资本私有化,以私有化支持市场化,而是在互动中,既考虑市场机制对所有制和企业产权的基本要求,又考虑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对所有制和企业产权制度本质特征的规定,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长期共同发展,根本目的是服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历史需要,并在此基础上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从经济改革的历史进程看出,中国经济改革一直是从两个方面展开的:

一是经济运行机制的变革

从十二大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十三大建立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和“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到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目前正在经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阶段。十八大,特别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全面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明确提出关键在于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二是所有制结构的变革

从十二大首次承认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经济的有益补充,到十五大明确非公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到十六大明确提出“两个毫不动摇”,即“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经济发展”,再到十八大以后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这两个方面的改革相互配合,相互促进,构成了中国经济改革的一条主线。

以所有制结构改革与市场机制培育作为统一命题,既是社会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矛盾运动的历史内在逻辑要求,也是中国改革实践的基本遵循;在所有制结构的变革中既根据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推动所有制结构的多元化、混合化,又根据生产力发展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要求,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在作为主体的公有制本身的改革上,既考虑公有制本身的基本属性,又考虑市场经济对于公有制及实现形式的基本要求,努力探索公有制新的实现形式。

既不片面强调市场化,又不固守传统的所有制结构及其实现形式,使得中国的改革既根本区别于西方学者所倡导的所谓“华盛顿共识”及“后华盛顿共识”,以及西方学者所说的“渐进—制度演化模式”;同时又区别于其他受传统斯大林模式影响的转轨国家,没有因为探讨公有制下兼容市场机制而最终放弃公有制,走上以资本私有化为制度基础建立市场经济机制的传统。

在企业产权制度改革与市场价格制度改革的统一中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竞争机制

市场经济的内在竞争机制,或称内在竞争秩序,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历史内容:

一是市场经济的主体秩序,即界定谁能进入市场并成为市场竞争中的行为主体的规则,其核心是企业产权制度,回答谁在竞争;

二是市场经济的交易秩序,即界定怎样决定交易条件的规则,其核心是价格决定制度,回答怎样竞争。

“谁在竞争?——企业产权制度”,“怎样竞争?——价格决定制度”,这两方面的制度安排构成了市场经济内在竞争机制的核心。如何把握这两方面的逻辑进程?

对于这一问题,人们的认识存在明显分歧。

主张企业改革,特别是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先行的人认为,从理论的逻辑上看,企业产权制度界定的是谁在竞争,即市场竞争的主体,而价格决定制度界定的是怎样竞争,即市场交易能否实现的条件。应当是“谁在竞争”规定“怎样竞争”,交易主体决定交易条件,因而应当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先行,价格改革的进程应适应主体秩序转型的要求。

主张价格机制改革先行的观点则认为,从传统计划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根本任务是逐步建立竞争性的市场体系以替代传统计划机制,这就需要以价格改革为首要,实行价、财、税、金、贸改革联动,同时在此基础上,进行计划、投资、物资、外贸等方面的配套改革,只有竞争性的价格机制的培育才可能推动资源配置的均衡。

中国改革实践中市场内在竞争机制的培育正是在这种探索和争论中推动的。改革初期,在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积弊进行反思并对以往体制调整的局限性加以认识的基础上,人们普遍认为新时期的改革应把改革的核心集中在企业改革上,着力解决政府与企业的关系,而不应继续像以往那样集中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相互关系上,因而对企业简政放权、放权让利成为改革的主要内容。

但在市场机制远未形成、政府又放松约束的状态下,企业自身改革正在进行中,远未形成自我约束能力,市场与政府同时乏力,企业又不能自律,结果便是形成1985年前后的宏观经济混乱。

因而一些学者对突出企业改革的思路产生了怀疑,进而提出应以市场机制协调改革为基调,特别是以竞争性的市场价格改革为首要。但加快价格改革的结果,特别是1988年“价格改革闯关”启动之后,迅速形成抢购风潮,1988年通胀率(CPI)高达18%以上,迫使中央宣布价格闯关失败,停止价格闯关式的改革。

1992年中共十四大之后,明确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这种市场经济体制既要有完善的市场竞争价格机制和市场体系,又要有相应的所有制基础和企业产权制度基础,在提出并推动社会主义市场体系培育的同时,推动现代企业制度改革。

实际上,在既无现代企业制度,又无竞争性的市场价格制度的条件下,经济转轨只能在企业产权主体制度和市场价格交易制度改革的统一中进行。

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是市场价格决定制度改革的制度基础,没有产权主体的制度演变便不可能形成价格决定制度的变化,毕竟交易主体决定交易条件,有怎样的主体秩序才可能有怎样的交易秩序;同时,价格制度又是企业产权制度运动的形式,没有市场竞争性的价格机制,便不可能形成企业产权的市场运动,毕竟交易是市场条件下企业产权实现其利益要求的基本途径,有交易机制才可能有现代企业产权制度的实现。

在经济改革的历史可行性与必要性的统一中推动转轨

所谓可行性主要是指阻力相对小、难度相对低,所谓必要性主要是指生产力发展要求迫切,相应的变革带来的发展效果显著。可能性与必要性的历史统一,在以下几个方面的表现十分突出。

一是在二元经济背景下,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展开从农村经济逐渐转向城市经济。

这既清晰地体现了生产力发展对生产关系变革的历史要求,因为贫困经济社会最迫切的发展要求便在于解决温饱;又使改革遵循了先易后难的原则,因为农村经济关系毕竟不如城市经济复杂,改革的艰难性和复杂性相对较城市经济低些。同时,改革的效率也最为显著,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越尖锐,生产力发展和解放受到束缚的程度越严重,改革的效率就越容易显现,改革的共识也就越普遍。这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历史的客观选择。

二是在企业改革与政府改革何为重点的选择上,从企业改革逐渐转向政府改革。

从企业改革到市场制度培育再到政府改革,虽然都是极为复杂的社会工程,但相对而言,其艰难程度和遇到的阻力及矛盾是递进的,因为企业是市场经济的细胞或微观基础,人们首先运用企业制度来进行要素组合,企业制度包容不了的更为复杂的交换和要素配置则需要运用市场制度,市场制度是企业之间的联系方式,市场制度处理不了,特别是存在严重市场失灵的领域,就特别需要政府制度。

与这种困难程度的递进相适应,企业、市场、政府制度改革面临的风险也是递进的,因为企业改革可以试点,其风险可以局部性控制,且可倒退、可适时关闭某些改革窗口;而市场价格竞争制度的改革难以试点,一旦推进便只能全面改革,并且不可倒退,改革窗口一经打开难以关闭,风险自然也就更大;政府改革则不仅更为关系宏观和全局,而且涉及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多方面,风险和难度更大。

因此,以企业制度改革为基础推动市场价格制度改革,在两者统一基础上的市场内在竞争机制培育历史进程中推动政府制度改革,是转轨进程的历史可能和客观需要。

三是在企业改革的进程中,改革的主要举措从收入分配改革逐渐转向企业产权改革。

中国城市经济改革是以企业改革为中心启动的,但在改革的相当长的时期内,主要改革措施集中在分配关系上,而不是集中在所有制及企业产权结构上,从而与一开始就把改革的主要举措集中于生产资料所有制(土地)改革的农村经济改革形成鲜明对照。

国有企业改革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是围绕政府、企业、职工三者收入分配关系展开的,从所谓放权让利,工资奖金与利润业绩挂钩,到“利改税”,以及企业承包制,都是围绕分配关系展开的。

直到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实行“抓大放小”的改革,国有企业改革的重点才从一般的利益分配关系转向企业所有制及产权结构的改革。改革过程的这种由表及里、从外在的表层改革向内在的本质改革的深化,体现了生产决定分配、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分配方式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

四是在市场价格机制的培育中,首先着力构建商品市场体系,然后逐渐向要素市场化推进。

经过20多年改革,到21世纪初,中国商品市场化基本实现,无论是消费品还是投资品,绝大部分均由市场定价,基本实现了从计划价格向市场价格的市场化。相对而言,要素市场化滞后于商品市场化。

要素市场化主要包括劳动力、土地等自然资源、资本等,其市场化的困难和复杂性远远超出商品市场化。比如,劳动力的市场化,看起来是工资报酬价格是否由市场竞争决定的问题,实际上涉及劳动力在不同地区、不同企业、不同所有制单位之间的流动问题,涉及一系列的社会保障问题,涉及农村劳动力的城市化转移问题等。

因此,其市场流动性,价格决定的合理性,特别是农民工报酬所面临的制度歧视,都需要经过长期发展才可能逐渐有序。土地等自然资源,包括环境资源等的市场化以及资本的市场化,都是非常复杂的问题。

在增量改革与存量改革的辩证统一中推动改革

所谓“存量改革”是指对已经长期积累形成的经济生活领域和方面进行改革,一般而言,规模大,涉及的范围宽,触及的矛盾深,改革的阻力相对更大;

所谓“增量改革”是指对新生成的经济生活领域和方面进行改革,一般而言,新生的经济时间短,可改革的空间大,触及的矛盾相对小,改革的阻力相对更低。但增量改革在短期里变化相对小,依靠增量改革更具渐进特征,存量改革触及范围广,更体现全面的、根本性的变化。

中国的经济改革在多方面体现出以增量改革带动存量改革的特征,突出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在企业改革进程中,在推动原有传统国有企业逐渐改革的同时,乡镇企业既作为新的增长力量,又作为新的企业制度形式,异军突起,推动中国改革中市场力量的新增量迅速扩张。

传统国有企业作为长期积累而成的存量,改革面临的阻力大、风险大,需要探索的难题艰深,涉及的经济关系复杂,新兴的乡镇企业作为改革中出现的增量,更具创新性,改革所面临的传统约束相对弱,改革更具发展意义,其风险也相对较小。

因此,当国有企业改革处在由中小企业改革逐渐向大型、特大型国有企业改革深化,由分配关系的调整逐渐向企业所有制和产权制度深化的过程中时,乡镇企业以创新性的制度和新的经济增长动力出现,形成中国企业改革方面突出的增量改革力量,在中国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二元性特征突出的历史条件下,形成崭新的“三元结构”。

二是价格改革的进程中,面对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悖论,采取“价格双轨制”。价格双轨制首先是指价格决定机制和方式的“双轨”,即计划价格和市场价格双轨并存。双轨制的价格改革曾经引发了深刻的分歧,不少人认为它会破坏价格公平竞争功能并形成广泛的“寻租”。但作为一种增量改革的形式,价格双轨制在推动市场价格体制的培育进程中产生了重要的历史作用。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后的“价格闯关”引发的通货膨胀和经济的不稳定,已经表明对计划价格的“休克”式改革在中国并不适合,我们只能在保持计划价格基本存量稳定的前提下,在增量方面更多地实施市场价格,以适应当时中国乡镇企业等新的经济主体的发展需要。同时,价格双轨制可以体现改革的渐进性和平衡性,进而防止经济出现大的动荡。

三是在改革开放进程中,以各种“特区”的方式逐渐推进和引领改革。以“特区”的方式进行探索和引领整个经济转轨,既是中国经济改革增量改革的突出体现,也是其转轨渐进性的突出体现。

就“特区”的制度创新意义而言,开辟特区就是开辟新的制度创新疆域,这种改革开放新疆域的开创不仅为制度创新提供了新的空间,而且为引领整个国民经济的改革开放作出探索。

此外,“特区”不仅以自身的率先试验为引领整个改革作出探索,而且也是协调改革和开放的重要枢纽,以“特区”的改革率先推动特区的开放,使特区成为开放的先行区,以开放证明并推动改革。

改革是以自身的制度创新适应发展要求,开放则是以国际通行的制度规则适应世界趋势,改革更具主动性,开放更具客观性,两方面的统一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制度创新,才能在避免激进式、休克式改革的盲目性的同时,避免机会主义的历史性倒退。

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推动改革并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检验改革的根本标准

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方法出发,改革是生产关系的变革,生产关系变革的根本动因和根本检验标准则是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

从总体上看,中国改革开放以来(1978—2014年)的36年中,GDP年均增长9.7%左右,按可比价格计增长了28倍左右,到2014年末达到63.7万亿元左右,折算为美元已过10万亿,占全球比重从1.8%上升至13%以上,相当于居世界第一位的美国的近60%,居世界第二位。

这里是按汇率法折算,不是按货币购买力平价,若按货币购买力平价折算,则会进一步高估中国的水平人均GDP年均增长8.5%左右,按可比价格计增长了19倍左右,到2014年末达到4.7万元左右,折算为美元已超过7600美元,从改革初期的贫困状态进入当前的上中等收入水平。

按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中国在1998年人均GDP水平达到下中等收入水平线(穿越贫困进入温饱),2010年达到上中等收入水平线(人均4056美元~12475美元为上中等收入阶段)。可以说,无论是从总规模上还是人均水平上,新时期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发展都是显著的。

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主要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中国经济在数量快速增长的过程中有没有实现真正的发展,或者说,有没有经济结构的质态改进,有无结构高度的提升?

应当说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结构也发生了顺向的深刻变化,农业劳动力就业比重从70.5%(低收入国家平均为72%左右)以下降至30%左右(上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产值比由28%以上降至9%左右;第二产业就业比重由17.4%上升至29.9 %,霍夫曼比例也明显变化,已经走过工业化近2/3的历程(按预定目标,计划2020年基本实现工业化);特别是第三产业产值比由23.9%上升至50%左右,就业比重由12.1%上升至35%以上。

从2014年起,中国第三产业比重开始超越第二产业。这种结构高度的演进表明中国经济在规模增长的同时有质态的发展,尽管这种结构变化在不同时期速度有所不同(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结构变化速度较低,之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结构变化速度加快),但是保持了现代化经济进程中的正态顺向演进。

二是这种持续高速增长及相应的结构演进是否具有效率支持?

没有相应效率提高支持的经济增长不可能是有效的、可持续的,没有相应效率支持的结构演变也只能带来“虚高度”。实证分析表明,新时期中国经济增长是存在效率基础的。

这种效率基础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方面是制度创新引起的效率上升,市场化改革的深化本身使资源更多地从传统计划经济的控制下转入市场竞争领域,其效率获得了提升的制度可能;另一方面是技术进步,技术创新本身是要素效率改进的直接动因。

尽管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在不同时期对效率提升的作用程度有别(在20世纪90年代末之前制度创新对效率提升的作用相对更显著,进入21世纪后技术进步的作用相对更突出,伴随全面深化改革的再推进,制度创新对效率提升的作用会进一步加强,并由此促进更强劲的技术创新),尽管效率的提升相对于增长速度而言有些滞后,但创新是效率的动因,而效率是真正结构演进的动因。

三是中国在转轨时期的经济增长和发展与其他转轨国家和世界同期比较是否领先?

或者说,在经济绝对增长的同时,是否相对缩小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以GDP水平为例,GDP总量从改革开放初期占全球1.8%左右,上升至2014年的13.3%(按汇率法),但相对地看是否具有领先性的提升?

与美国GDP水平相比,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相当于美国的6.29%,到2014年大体相当于美国的59.5%;人均GDP的水平从改革开放初期的低收入贫困水平上升至上中等收入(2010年世界银行划分标准)水平,与美国人均GDP水平相比,从改革开放初期不到美国的1.8%上升至13.8%以上(这一期间美国的人口由2.2亿上升至3.14亿(上升了42.7%),中国人口由9.56亿上升至13.5亿(上升了41.2%))。

这些表明相对而言,中国的增长快于美国,差距在逐渐缩小,这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普遍的对照形成鲜明反差。因为总体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水平虽有发展,但相对于发达国家的水平而言,差距仍在不断扩大。

这种反差的形成有其发展战略上的原因,战后产生的发展经济学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正统经济学家按照正统经济学的逻辑和价值取向,为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设计的发展模式,目的是指引发展中国家克服贫困,实现对发达国家的赶超,主张以发达国家的现实状况作为发展中国家赶超的未来目标,比较现期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不同和差距,制定相应的政策,努力缩小这种差距,而最大的差距便在于发展中国家的现代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不足,工业化水平低,因而需要实行进口替代战略;在实现这一战略的机制上,由于市场失灵较严重,市场深度不够而且不太完善,因而需要实施政府主导资源配置的机制,进而实现赶超目标。

直到20世纪70年代之前,发展中国家大都采取了这种战略和方式,但除了在初期取得短暂的投资拉动的高速增长外,长期来看经济严重停滞并且波动显著。70年代后发展经济学的主流转变为以“华盛顿共识”为代表的新经济自由主义思想,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停滞和危机产生的根源在于政府过多的干预,市场竞争未能充分发挥作用,进而主张市场化、自由化、私有化的制度变革,尽快建立竞争性的市场机制,克服政府干预过多带来的矛盾。

然而,推行“华盛顿共识”的发展中国家和后来的经济转轨国家不仅未能取得预期的发展成就,而且相反地,经济增长速度普遍低于70年代之前,同时经济增长的不稳定性又显著高于70年代之前。

因此,正如前面提到的,西方主流经济学自身不得不对“华盛顿共识”作出反省,提出了所谓的“后华盛顿共识”。我国的经济发展之所以能够获得相对显著的成就,重要的原因便在于新时期以来采取了与之根本不同的发展战略和实现发展战略的发展方式。

图说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