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结构能承受多大代价

调结构能承受多大代价。

在始于2010年4月的房地产新一轮调控步入第四个年头的时候，一度僵持的市况渐渐出现了一些耐人寻味的变化。在新一届政府再三坚持以市场化手段来完成经济转型，促进经济进入新阶段之后，对房地产行政性调控手段有了一定的松动，然而楼价走势却似乎与当初限购政策出台时的情况有了显着的不同。此时地方政府的护市做派极为扎眼。始自今年2、3月的楼市降价打折潮已开始在一向坚挺的长三角区域的许多城市蔓延，先是常州，后是苏州，都有相应楼盘加入了降价促销的行列。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次开发商的调价行为，倒真是完全市场化的选择，而地方政府的作为反而显得有点“反市场之道而为之”。杭州市政府不久前出台规定，自5月23日起，如果商品房实际成交价低于备案价超过15%，将通过技术手段限制网签。

事实上，稍早时候，深圳和东莞也有类似的措施出台。对这一波房地产市场的“寒流”，诸多二三线城市的政府也纷纷采用各种措施来刺激房地产需求，有的放松限购，有的则出台买房送户口的激励。一时之间，地方政府不愿房价大跌的声音不绝于耳。难怪开发商信心满满地向媒体表示，楼价下跌，地方政府比我们更着急，所以无需担心房价崩盘，自有他们在前面顶着。据此看来，这似乎也印证了早先就有的房地产绑架地方政府的说法。

那么，在过去十余年愈来愈疯狂的房地产狂潮中，地方政府到底扮演了何种角色呢？不妨再把杭州拿来做个典型分析。根据民生证券的研究报告，去年全国排名前15的房地产开发商齐聚杭州，合力将杭州土地市场热度推升至极点，全年杭州市土地成交金额和住房成交金额均创历史新高，杭州市政府顺势推地的行为加剧了土地市场的波动，在地价飙升的同时商品房库存亦大幅攀升至14.3万套，去化周期高达20个月。随着去年下半年实际按揭利率的持续提升，需求逐步萎缩，供给过剩的情况越发严重，杭州市房价出现了阶段性见顶的信号。杭州的实例说明，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和地产开发商在过去这十余年的三角演义，再鲜明不过地凸显了我国原有的经济发展模式。这三者之间的复杂关系，远远不是一句“土地财政”就能概括，更不是“绑架与被绑架”那么简单。

我国的宏观经济周期和政策周期已走过了一个双重的叠加期。当市场主体从充满希望和憧憬的“改革巨轮二次起航”的宏大目标上转向落实具体政策的时候，就会明白李总理将目前经济改革形势称之为攻坚阶段的道理。随着6月的到来，资本市场对于实体经济的担心也正如同气温一样骤然上升。在过去的近半年里，眼见实体经济的情况还在继续恶化，一些地方政府焦急万分，市场上则不断有声音在呼唤政府重回刺激经济增长的路子上，以避免宏观经济“失速”，抑或让去年6月“钱荒”事件重演，引发资本市场的强地震。此时，优化、调整结构又被搁到一边去了。经济结构转型知易行难，由此可见一斑。

调结构难就难在这里，尤其在需要忍受相当的代价的时候。每一次调整，触动的都是实在的既得利益。市场普遍预期，不管中央政策的决心有多大，眼下的回旋余地其实很有限。尤其在宏观经济增速下滑，大中专毕业生和海外留学回国人员数目双创历史新高，就业压力空前巨大的情况下，中央政府愿意为“调结构”付出多大的经济增速代价，市场各方都在细细估量。笔者以为，为了争取引导市场的预期，政府反复强调目前货币政策层面的“定向宽松”绝不等于重回“经济刺激”老路的全面宽松的深层含义也在于此。在这种格局下，指望中央政府担心房地产市场的崩盘来全面放松货币政策，未免过于“一厢情愿”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央政府对于房地产的态度，决定了十八届三中全会上确立的经济结构调整能否继续。如果政策摇摆，调结构自然无从谈起，之前的所有努力也会化为乌有，经济结构转型也就彻底沦为空谈。

诸多迹象显示，当下中央政府促进经济格局改革的核心对策，就是“以时间换空间”，在稳住宏观经济不至于“失速”的大前提下，切实落实经济结构调整的步骤。一方面启动新的经济增长点，诸如高铁，棚户区改造等措施来对冲房地产投资“熄火”带来的经济增速下滑压力。只要稳住不发生经济危机的底线，通过加快经济政策的落地被视为刺激经济增长最有效办法。5月30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的表述最为直观地反映了中央政府的这一态度：“为政贵在行，以实则治，以文则不治。要把政策从蓝图中走到现实处，不能存在力有不逮的尴尬。政策和落实，在两者进行辩证统一之后，改革成果指数才能寻求到最大公约数”。笔者据此认为，如果政策落实能收到实效，那我们就有可能通过做实实体经济，把房地产泡沫化虚为实，逐步化解因地产转势而引发的系统金融风险。不然，全面刺激经济政策一出，则再无经济政策调整回旋的余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