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涌：未来十年能否突破取决于我们的能力和努力

王涌：未来十年能否突破取决于我们的能力和努力。

我想谈三个观点。第一个观点，我认为，中国最大的问题是权力原罪的问题。所谓“权力原罪”是指，在最近二十年改革中，权力不正当地攫取巨额的财富，这种权力原罪已经成为一个沉重的政治负担，如何化解？已经成为中国在21 世纪发展的主要的阻力和问题。

最近二十年的改革，一方面是一个有限市场建立的过程，另一方面也是权力攫取财富的过程，是一个财富分配的过程。很多所谓重大的经济事件，实质上是财富分配的事件，是权力原罪的事件。例如，2000 年前国企的几万亿元呆账死账造就无数权贵，2008 年的四万亿元投资，其中15%-20% 作为权力腐败而流失，又造就新一代权贵。这都是权力操纵下的隐蔽的财富分配事件。

第二个观点，就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改革和社会危机之间的关系。我认为，三中全会的决议中，最最重要的一句话是“坚持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这个重大战略判断”。从上下文看，这里的“发展”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我理解，三中全会的战略思想，并不是通过根本性的激进的政治改革来解决权力原罪所产生的社会分裂问题。三中全会的战略是以市场化的经济改革促进经济发展，一切问题都靠经济的持续发展解决，但在未来发展中，我们将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就是，今后十年，经济是否可能出现停滞？社会是否会陷入危机？对此，我有一个担忧：经济一旦停滞，社会一旦陷入危机，一切所谓改革也都将停滞，无论经济体制还是政治体制都将回到更为严厉的高度集权的传统体制中去。

三中全会的改革应该说是在社会危机即将来临前的一次改革自觉。我们在和危机抢时间，但是谁都不能保证下一次的危机到底是以什么样的形式来临，是以经济萧条的形式来临，还是以社会的群体事件或其他的形式来临。

我认为危机是有一定的周期性的，虽然还很难解释，但是为什么我们过了一段时间，比如过个十年就会有一次比较大的社会危机？在经济学中，有经济危机周期论，集权体制下的社会也有周期性的危机。

三中全会决议的关键词除了“发展”之外，第二个关键词，我认为是“市场化”。但是如何理解市场化？其实在中国，市场化是没有建立起来的，或者说没有完全建立。为什么呢？因为重要的资本要素是没有市场化的，包括金融没有市场化，土地资源没有市场化，光这两项要素没有市场化，说我们是一个市场化的国家是不成立的。所以，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在三中全会之前，中国并不是一个市场化的国家，所以，我们的思想应该更加解放，更加开放。今后十年，应大胆地从金融市场化、土地市场化入手，只有这两个真正的市场化才能释放足够的红利，以应对危机的挑战。

第三个观点是，三中全会决议精神的实现是一个能动的过程，也可能在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击下和官僚集团的惯性下而夭折，需要学者和知识分子贡献力量。但现在学者和专家是一盘散沙，缺乏纵深方向的研究。三中全会的重大决定跟过去的十几年中知识分子的呼吁是有关系的，学者有责任来继续发挥话语权，设计完善新的政策。而在更高层面上，应该形成新时代的政治哲学。这种新的政治哲学的话语体系要超越以前改革的小敲小打，应该看得更远。应该看到未来二十年中国的政治走向，应当更加开明，包括对改革开放历史上重大事件的评价，使之成为建设现代中国的思想源泉。

总之，如果危机不提前来临，今后十年将会是有重大突破的十年，但是，未来十年的结局完全取决于我们的能力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