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时代的历史书写。
“越南电影，飞机大炮；朝鲜电影，哭哭笑笑；罗马尼亚电影，搂搂抱抱；阿尔巴尼亚电影，莫名其妙；中国电影，新闻简报。”这是“文革”时的民谣，生动反映了当时文化的凋敝状况。有好些个年头，中国没有拍过一部故事片，除了几部经过严格审查引进的越、朝、阿、罗等“真正的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电影外，国产片除了几年如一日的《地道战》、《地雷战》就是没完没了的由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制的“新闻简报”。新闻简报的内容首先是国家领导人接见外宾，然后就是没完没了的“广大革命群众”慷慨激昂的“大批判”和工农业生产“蒸蒸日上”，总之全是一片经过精心设计的“莺歌燕舞”，当时破败凋敝的真实状况，镜头中毫无反映。如果查阅当时的影像资料，那一段历史就被如此“记录”下来。除了政治、权力原因，从技术上说，当时个人也不可能有“摄像机”“摄影机”和洗印胶片之类的机器设备。因此，对历史的影像记录只能“只此一家”，不可能“别有分店”。
然而，新技术的发明或多或少总会引起社会生活甚至社会体制的某些变化，数码视频技术的普及，使我们对社会的反映、对时代的记录、历史的书写发生根本性变化，即普通人或曰“民间”也开始夺得历史影像记录的部分“话语权”。
如果没有数码视频技术的普及，我们将只有官一家的“历史影像记录”、只有权力者的意志。曾记否，“文革”时期千百万“知青”上山下乡，临行的告别仪式上都是哭声一片，生离死别，但官方都要组织一些人身背绿背包、手拿“红宝书”，作“胸有朝阳”满怀激情状，拍成纪录片。“三年困难时期”明明是哀鸿遍野、饿殍遍地，“新闻简报”总是“喜开丰收镰”“又是一个大丰收”……这种历史的书写只是“传声筒”，真相被完全遮盖。真相，将在时间的过程中一点点被吞噬、被忘却。如果后人查阅当时的影像资料，人们看到的只是一段又一段、一幅又一幅、一场又一场“轰轰烈烈”“热火朝天”的场景，这种场景将被拷贝、复制、放大、留传。而许多家庭经历过的悲欢离合，许多个人经历过的难以想象的痛苦，都将永远被遗忘。
这种虚假的“宏大场景”很可能成为唯一的历史叙事、历史文本。当真实的私人叙事被“宏大场景”彻底铲除、完全消失的时候，真实、具体的历史将被消解，只留下一个貌似宏大，实却空洞无物、残缺不全的“历史”。这将造成一种群体的历史健忘症，一个丧失了记忆的群体同个人一样，不仅可怜、可悲，甚至更加可怕。
了解、认识一个社会一个时代，最重要的其实不是各种政策、文件、纲领、主张、宣言的“文本”意义，而是这些“文本”在社会实际生活中对千百万普通人生存状态的真实影响，是最大多数人最经常的生活状态。而在数码视频技术的普及之前，“我们”的镜头只对准领袖、英雄，而群众只是如何“响应”“伟大号召”的陪衬，他们的真实生活状态无从在镜头中得到反映。数码视频技术的普及，使镜头能真正对准普通人，或者说，普通人真正成为叙事主体。从普通人的角度来记录普通人的事情，是大众生活的原生态，是最真实的历史原生态，为青史留痕，保留下了珍贵的历史档案。
数码视频技术的普及终于打破了权力对“历史影像”书写的话语垄断。以后，任何重大社会事件都将会有许许多多不同角度的“记录”。在“手机随身拍”的时代，如果谁仍想垄断对重大事件的影像记录与阐释，终会感到无可奈何。或许，这就是数码时代“历史书写”的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