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立家：意识形态如何引领结构性改革方向

竹立家：意识形态如何引领结构性改革方向。

摘要：在当代文明走向出现极大困境的情形下，在推进中国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刻，对中国社会的现代性思考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中国的改革和现代化，只能是在“社会公正”为核心价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下，以人民民主为基本制度追求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坚持以“公正”为核心价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体系对中国社会进行“结构性改革”，坚持“公正价值、公正制度”的文明模式，这代表了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改革 现代性思考 公正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我们生活在一个流动性和“不确定性”加剧的时代。这个时代所遇到的各种各样的矛盾与问题，不但超出了传统和既有历史经验能够解释的范围，而且也超出了我们的理智所能把握的边界，每个时代都有其必须面对和解决的特殊而紧迫的问题。数字化、信息化以及生物技术的发展所带来的深刻的“全球化”，正在把人类文明这艘大船带入一片未知的海域，既没有航海图也没有灯塔，我们只能在探索中奋然前行，我们正处在一个全新的时代。

不言而喻，对中国当代文明发展“境况”的认识与解读，较之于对当代整个人类文明发展“境况”的认识与解读要艰难与复杂的多。这主要是因为在“西方中心论”的现代文明“解释框架”下，文明模式呈现出明显的“顺序论”特征，“文明形态”按照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信息文明等“阶段性特征”依次展现，具有鲜明的“历史逻辑性”。而中国当代文明境况则呈现出明显的“叠加性”特征，农业、工业和信息文明相互交错、叠加和影响，展现出前所未有的纷繁复杂状态。对这种“紊乱”状态的分析和认识，以及把握这种状态演变的内在趋势，是解读当前中国这篇“大文章”、乃至写好未来中国这篇“大文章”的基本前提。

中国用30多年的时间，浓缩了资本主义文明300多年的发展史，在经历了近代100多年的苦难和衰退之后，正在加速从文明的“边缘”向文明的“中心”突进。中国再也不是人类文明演进的“看客”或“配角”，而是当代文明向未来演进的主体之一。中国悠久的文化传统、巨大的人口规模和社会主义的制度体系，决定了中国必将是创新和形成未来人类文明发展模式的重要参与者。中国的发展价值，只有放到整个人类文明发展的框架中来认识，才具有重要意义。

现代性反思

检视近代以来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用一个简单的概念来概括就是“现代性、现代化或现代主义”。虽然这三个词在一些后现代主义哲学家那里表达的意思有所不同，如美国后现代主义哲学家詹姆森就把“现代主义”与“现代化”作为一个相互对立的概念来使用，但在我的分析框架中，基本上认为它们指的是同一个东西，即西方文明发展的一个相对确定的历史时期。现代化是对整体发展进程的动态分析，现代性是对现代化进程的某一时间“节点”的静态分析，现代主义是指一个历史时期以来的一种文明发展态势。当然，发端于公元1500年左右的这一现代化进程，首先是从欧洲开始的，随后才逐步地影响到全世界，并影响到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与选择。

什么是现代化或现代性，对其定义有多种看法。但我比较认同《全球通史》作者斯塔夫里阿若斯的观点。他说：“经济学家把现代化定义为人类逐步提高对外部环境的控制能力并利用它来提高人均产出的一个过程。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指出，现代化的其他特征包括：唤醒和激发大众对现在和未来生活的兴趣，认为人类生活是可以理解的而不受制于超自然的力量，以及直到目前才树立起的对科学和技术的信赖。”①

的确，欧洲国家通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技术发展、建立资本主义企业制度、海外扩张和国家建设等初期现代化进程，开启了“现代性”的先河，到18、19世纪实现了科技革命、工业革命、政治革命三大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的革命，使西方成为现代化的楷模、现代性的标志，构成现代人类文明的基本“叙事框架”。“西方中心主义”从此占据“文明叙事”的中心位置，成为衡量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文明与否的基本标准，这种状况目前还在延续着。

因此，“现代性”从其本源上来讲是一个关于“西方的故事”，是一个关于“资本主义成功”的故事。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启蒙”，是一个“启蒙故事”。故事的“主角”是人，是关于“人和人类解放”的故事。故事情节是按照“科学与理性”战胜“迷信与信仰”构思的。“主体性的人”最终打败了“上帝”，“上帝死了”，而“人”成为“自己的主人”，自己主宰自己的命运。

在现代性的“纪念馆”中，摆放着各式各样“思想巨人”的“人物雕像”，虽然他们的思想体系、理论观点各异，甚至相互对立与冲突，但他们的共同特点是都相信科学与理性，相信真理是存在并能够被认识的，相信人的解放是可以期望的，相信有些价值是人类共同具有的“普世价值”，相信人类文明进步的必然性和确定性。总之，相信作为主体的、理性的人，可以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

当然，现代性的展开是从启蒙开始的。按照康德1784年在《什么是启蒙》一文中的经典说法，启蒙就是人类摆脱自己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而能“成熟地运用自己的理性”。这种不成熟状态的表现就是对“权威”的臣服，无论这种权威是宗教性的还是世俗性的。因此，在康德看来，启蒙精神有两个鲜明的特点：一个是理性，一个是批判性。康德认为问题不是人类缺乏理性，而是人类缺乏运用自己理性的勇气，当人类学会了“公共地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不屈从于任何权威，对历史与现实有了批判与反思的精神，启蒙就开始了，恢宏壮阔的现代性的历史长卷就展开了。

对于现时代的人来说，现代性仍然是一个问题。按照哈贝马斯的说法，现代性是一项“未竟之业”。这就是说，现代性既是一个时期的人类文明史，也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现代性还处于一个“现代化”的延续过程中，历史还没有“终结”，意识形态争论还在展开，生活的演变还在继续，“人的解放”仍然还是一个“故事”。

在西方中心主义的文明框架内，现代性理论是通过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来表达的，现代性实践是通过技术化、商业化、工业化、城市化展现的，人的解放是通过自由民主制度实现的。因此，“后现代主义”者、法国哲学家利奥塔1979年在《后现代状况》一书中，把现代性定义为“一种思想方式，一种表达方式，一种感受方式”。他认为现代性就是关于真理、人的解放、人的主体性等等的“巨型叙事”、“大叙事”或“元叙事”，而“后现代”就是对“元叙事的不信任”。

换句话说，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后现代主义，本质上就是对启蒙的一种反思与批判、对真理性知识的一种“解构”、对人的解放的一种怀疑、对科学的一种不信任。概言之，是对“现代性成果”的质疑。这就是说，“现代”与“后现代”的区别，不仅是一种思维方式的区别，也是一种历史社会的区别。虽然后现代主义在西方从来没有成为主流意识形态，也没有提出像样的“社会问题解决方案”。但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利奥塔、罗蒂、詹姆森、福柯、德里达等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批判，却挑起了从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科技发展等方面对现代资本主义深刻的哲学反思。

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对后现代主义挑战的回应，主要是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主流意识形态——“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秉承古典自由主义核心价值“自由”的理念，坚持“自由优先于平等”、“正义优先于效率”的自由主义教条。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30多年间，以哈耶克“市场自发秩序”和美国政治学家诺齐克“个人权利”的思想为基准，新自由主义价值指导原则成为资本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开始用真理性的“话语”讲话，并占据了人类“文明发展”的舞台，几乎成为世界各国改革发展的指导思想，其关于文明发展价值的理念渗透到全球各个角落，成为“现代性”的标杆，以至于美国新自由主义政治学家福山宣称近现代以来人类关于发展价值的意识形态争论“终结”，新自由主义成为文明未来发展的唯一正确的价值。但2008年以后延续至今的世界经济危机打破了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霸权”，关于文明发展理念、发展路径、发展目的的意识形态争论远远没有“终结”，关于现代性的“宏大叙事”又成了一个问题，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指导下的“现代性”又陷入新的困境。

特别是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在现代文明世界的迅速复兴，为文明世界提供了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指导下“现代性”选择的又一个“版本”，提供了人类文明发展价值、发展路径、发展目标的新理念。社会主义基本理念，作为一种以制度支撑的“实践形态”，经过近100年的曲折发展之后，特别是经过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实践失败之后，曾陷入发展低潮和困境，但中国在全面检讨社会主义发展的理论与实践之后，提出改革开放的现代化发展路线，迅速改变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困境，使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性”进一步显现，使不同于“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社会主义现代性”具有了世界意义。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全面、深入地总结社会主义现代性的理论意蕴、价值内涵、实践路径、发展目标，形成鲜明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体系和实践框架，不仅对中国未来的“现代性”发展，而且对人类文明未来的“现代性”选择，都具有重大的理论与实践指导价值。

现代化与全球化

全球化是近些年来被广泛讨论的一个话题。与全球化相关的议论林林总总、汗牛充栋，但仔细梳理关于全球化的论点，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全球化与“现代性”或“现代化”概念紧密关联。

在大多数有关全球化的论述中，全球化是指一种相互联系的复杂网络在全球范围的形成。全球化意味着相距遥远的社会中的人类生活被联结在一起，并在全球范围被组织起来；意味着人类行为活动相互影响的增强与加深；意味着人与人之间，不同的社会、民族、国家、文明之间互动规模的递增与扩大。同时，在不同的观点对全球化的表述中，全球化也经常指一种过程、一种政策、一种市场战略、一种现代化走向，甚至一种文明发展困境、一种意识形态或一种思维方式。毫无疑问，全球化是这个时代最为重要的“事实”，全球化的演变与人类文明的未来走向息息相关，有可能决定着地球整体文明的命运。

虽然全球化概念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开始在一些思想家的著作中被使用，并在20世纪60、70年代的学术界广为流行，但从人类文明史的角度来看，全球化的起步要早得多，几乎与“现代化”、与资本主义社会的萌芽、与“地理大发现”同步。无论我们对全球化持什么态度，全球化作为一种事实、作为一种历史趋势，都在改变和影响着我们的生活、观念和思维方式。全球化正在对社会和文明形态进行大规模重构，全球化扩大了我们的知识视野，深化了我们对自身本质的认识。

正如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所陈述的那样，公元1500年左右引起欧洲扩张的“地理大发现”，彻底改变了人们的全球观念，地球第一次以一个完整的形态呈现在人们面前，世界比人们原先想象的更大。如果说在这之前文明主要是在欧亚大陆展开的，那么，美洲、澳洲的发现与欧洲向非洲内陆的扩张，则开启了“第一次全球化”的浪潮，并在人类历史上掀起了一场“现代化”革命。“地理大发现”逐步推翻了传统的社会结构，改变了欧洲人的世界观念，推进了科学技术的进步，加快了世界经济体系的形成。更重要的是，人们在地理空间上形成了全球性概念，“物流”与“人流”开始在全球范围内流动，具有不同文化的民族开始了前所未有的碰撞与交流。全球化在早期商业资本主义对利润的血腥追求中逐步展开。同时，随着新时代以“人文主义”为核心的新思想、新观念、新技术的出现，欧洲开始了漫长的“初级现代化”阶段，欧洲国家通过资源掠夺和奴隶贸易，建立了世界范围的“殖民帝国”。

18世纪下半叶，欧洲开始了“启蒙时代”。以自由主义和理性主义为标志，狄德罗、洛克、潘恩、卢梭、康德等一大批思想家阐述了启蒙的理想与原则，欧洲进入了快速“现代化”阶段。“现代性”的理念与制度逐步成型，“自由”与“民主”理念深入人心，自由民主制度成为资本主义的基本制度形式。此后的200多年来，人类文明的现代化过程，基本是在资本主义的主导下进行的，“西方中心主义”逐成定势，西方的优越感、傲慢与偏见渗透到文明的方方面面，指导与左右着文明发展大势。

启蒙运动的最重要后果是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法国大革命确立了资本主义现代性的两个重要原则，即自由主义和民族国家。美国独立则在世界文明史上产生了一个新的、对文明发展走向具有重要影响的国家，导致100多年后资本主义文明中心乃至世界文明中心向北美转移，大大拓展了资本主义文明在全球的影响力，对于稳定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现代化形式对全球的有效统治起到决定性作用。

自启蒙运动及法国大革命以来的200多年间，欧洲资本主义在自由主义原则的指导下，在科学技术与工业化的双重推动下，逐步形成了稳固的“社会现代化结构”。到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经过1880～1914年30多年的“黄金发展期”，以英国为首的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大多完成了工业化、城市化过程，并在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影响下，诞生了一些新的“民族国家”。可以说，新旧世纪之交的欧洲在技术、工业等方面的优势处于世界顶点。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引下，欧洲几乎瓜分了整个世界，世界似乎正在按照“自由资本主义”的模式加速向全球化、现代化演进，欧洲在全球范围内建立了强大的“大殖民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