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联储前主席：货币政策非提振世界经济万灵药

美联储前主席：货币政策非提振世界经济万灵药。

某种程度上讲，世界经济正走向停滞。

美联储前主席本·伯南克（Ben S. Bernake）称，对于人口增长和经济增速均较缓慢的发达经济体而言，中央银行无法继续降低本已较低的利率，“整个市场可能要在低位维持一段时间。”

伯南克曾在2006-2014年担任美国联邦储备局主席，长达八年之久。1月19日，在香港举行的亚洲金融论坛上，他发表了上述观点。

除了较低的利率外，伯南克还称，全球储蓄率升高也影响了经济的走势。他预测，当储蓄率逐渐降低，利率和资本收益的情况将有所好转。

“储蓄率升高，使得投资需要要找到合适的投资途径和去向——此前亚洲和其他产油国有众多投资需求，现在德国和一些欧洲国家也在进入这一市场。”

无论是发达经济体，或是作为新兴经济体代表的中国、巴西，经济状况均不乐观；作为“金砖国家”之一的俄罗斯，其经济总量在2015年“收缩了1.4%”。

中国经济转型不可避免

在世界经济增速放缓的背景下，曾经光彩出众的中国不再如从前那般耀眼：“人口红利开始消失，经济增速下滑”，主流经济学家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处在下行区间。对此伯南克表示，“中国经济不可能长期保持低位，但亦无法长期保持10%的增长。”

这位对中国经济表示审慎乐观的经济学家称，其“不认为中国经济总体下滑那么让人沮丧。”他的理由是，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发展总是在一定时期内伴随着商品价格的波动，但波动不会一直持续。

伯南克分析，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源自于“资源的重新配置”：此前，资源朝向能够带来较高回报制造业的配置，支撑了中国经济长期以来的高增速，而当“现时中国经济的驱动力，需要由制造业转向服务业”时，服务业所带来的增长幅度将无法“与过去（资源）转移到制造业时一样明显。”

这样的转型是否必要？伯南克表示，“如果经济要继续增长，就必须进行结构性调整。”中国已经注意到，原本以投资和出口所拉动的经济将不再能持续，需要转型“以消费推动经济发展——增加社会福祉，让人们敢于消费。”

在这一经济转型过程中，中国政府是否应对乏力？伯南克称，中国政府拥有丰富资源和优势，“可以让中国有足够的灵活性以应对经济问题。”

他举例称，中国很多债务和杠杆来自“本地释放的信贷”，而非美元信贷，因而中国政府将不用特别担心这些国内债务，会造成过量资产的外流。

货币政策并非万能

货币政策是否有助于经济问题的解决？

这位前美国货币政策的制定者表示，货币政策并非万能。

伯南克认为，尽管货币政策与结构政策、商业措施相配合，能够促进社会生产率的提升，但“生产率提升并非货币政策制定的初衷”，货币政策也“无法（单独）解决生产率低下的问题。”

但他同时也表示，随着经济状况更加成熟，针对经济增速减缓，货币政策可能起到“一定的抵御和防范作用”——这正是人们所期望看到的。

货币政策监管经验丰富的伯南克，倾向于更加审慎地运用货币政策——无论是建议中国央行，或是评价美联储。他称，针对某一具体问题而出台的货币政策“往往会对整个经济产生影响”——“也许你能解决一个问题，但是同时又创造了更多的问题。”

为避免信息不对称造成的市场动荡，提升货币政策有效性，这位积极推动央行“透明度”提升的前货币政策制定者重申了这一呼吁：货币政策制定者应当向政府和公众解释清楚“要做什么事”以及“目标是什么。”

他表示，央行透明度的提升将使市场产生明确预期，以减少因预期不明而造成的市场波动。“如果市场听到你的声音，相信你的声音，它会朝着你希望的方向发展，并帮助你实现目标。”

量化宽松是利益的平衡

“世界上并没有一套完美的工具。”伯南克在评价美联储于2008年底推出的量化宽松政策时表示，“要实现各方面利益诉求的平衡和协调十分困难。”

2008年11月，美联储为应对由投资银行雷曼兄弟破产而引发的金融地震，推出了包括量化宽松在内的一系列措施，以提升金融市场流动性；其中量化宽松2014年10月结束。

作为一种非传统政策工具，量化宽松通常指货币监管当局通过公开市场操作以提升市场中的货币供应量。

2008-2009年，美国深陷衰退，利率“几乎降到零”，因此其须要“做些帮助经济复苏的措施。”伯南克评论称，2009年早期的第一轮量化宽松政策“非常成功”：金融市场稳步复苏；此后几轮也带来好处，如失业率逐年下降，“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打了一套组合拳。”

而在2010年推出的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则是因为美联储“别无选择”——“除了第二轮、第三轮之外，美联储没有其他更多更好的工具；没有更好工具，就不如再用之前能起到积极作用的选项。”

有观点认为，当央行将监管关注点，从传统的银行系统资金价格转向资金数量时，这往往意味着其放弃了传统的货币监管手段。

金融放松管制需法律护航

伯南克建议，中国在金融领域的管制放松需要有“合适的机制和法律框架以保驾护航”；放松金融管制是中国监管机构所追求的改革方向之一。

除监管机制、法律法规外，其他软性的基础设施还包括政策环境、审计环境等。“这些机制到位的情况下才能一步步开放金融和货币市场。”伯南克认为。

伯南克同时建议中国货币政策当局，在放开货币自由兑换、开放资本项下账户自由兑换方面须要特别谨慎，须得“有一套相应的机制以逐步实现这一目标。”他称，在采取激进措施前，测试和试点是必要的。

此外，与上述提及的软性基础设施相关，在谈及金融技术时，伯南克表示，尽管金融技术的提升有其价值所在，包括支付体系的完善、安全性能的提升和交易成本的降低——但若金融技术让监管机构“越来越难以监管金融机构的行为”，监管机构“就不会特别满意”；或者金融技术让资金流向互联网公司而非银行，进而影响银行利润时，监管机构可能调整其对银行的监管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