拨开历史的硝烟，我们该反思什么

拨开历史的硝烟，我们该反思什么。

各位来宾下午好，非常容幸能在这儿跟大家交流一下想法，谈谈我自己的一些研究成果，因为刚才杨老师也讲了，今年是甲午战争120周年，那么我想起来在1994年甲午战争100周年的时候，好像各个媒体除了历史学界，专家做专业研究以外，社会、媒体没有任何反映，100周年应该比120周年好像更加隆重一些，实际上社会没反映。那么2004年110周年也没有什么反映，那么今年反映这么热烈，实际上跟当前的中日关系有密切的关系。

战前，日本很大程度上完成现代转型，中国几乎没有

那么我们研究历史，我们觉得从甲午战争来说，可以给我们方方面面，很多方面带来很大的启示，刚才杨先生也讲了，实际上中国在1840年经过了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来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来中法战争，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被暴力打开之后，被动的卷入了这个现代化的浪潮，但是实际上这几次战争给中国人的感觉是很有限的，或者说中国人当时并没有觉得有多大的变化，所以直到甲午战争，中国人才觉得给中国非常大的震惊。

所以梁启超当时有句话，他叫做“中国四千年的梦啊，经过甲午才被震醒。”因为尽管第一第二次鸦片战争，被英国打败了被法国打败了，但是总觉得那是个陌生人，我不知道他是何许人也，他把我打败了恐怕有他的道理，那么日本，中国人觉得我们很了解它，几千年来都是学我们，中国最喜欢用的几个字，叫它“蕞尔岛国”，男女混浴，没有文化，没有文明非常野蛮，它连自己的文字都没有，都是完全学的汉字，所以居然被它打败，而且赔款割地比前几次都要严重，直到这之后才好像有种举国震醒之感，才感到疼痛了。

第一点中国人没有想到会被日本打败，但实际上在没有打仗前，我觉得这个胜负基本已定，因为从大的格局上来说，当时日本已经基本上经过1868年明治维新，已经基本上是一个现代国家，建成了现代国家。而中国基本上还是一个前现代国家，这可以从几个方面来做一个比较，比如说从政治制度方面，日本已经实现了君主立宪，虽然它的君主立宪还是很基本的，很初步的，天皇的权力还很大，民权还不够大，宪法对天皇约束还有限，但是毕竟有一个国会，有一个框架在那里了。

第二讲经济，当时日本已经实现了所谓的现代企业的私有化，因为它跟中国洋务运动开始差不多，都是一开始是由政府来办大型的军工和现代企业，但是办着办着它就觉得，这些由政府由官办企业，它的效率低，里面有贪腐，必须私有化。它私有化就把一些企业卖给私人，卖给一些商人，一个两个商人买不起，当时日本的大财阀大商人并没有兴起。你所有的国营企业、国家官办企业，要卖给私人卖给商人，商人没有那么多钱。于是日本就制定了一个廉价处理官营企业的办法，把官营企业廉价地卖给私人，并且还通过这个制定了一些条例，什么低息贷款给商人，让商人买下官办企业或者叫做国有企业，建成了经济上基本上是一个现代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形态建立起来。

那么其中既然有现代的这种产业，现代的金融业它也基本建立起来，早早建立了国有银行，又建立了私人银行，到甲午战争前日本已经八九百家银行了，而这时候中国还没有一家现代银行，还是最多就是传统的钱庄票号，钱庄票号的融资能力，和现代银行没办法比的，所以人们总是觉得中国那么大，面积那么大、人那么多，怎么样政府也能够坚持下来，应该比日本政府财力大，实际上由于没有银行，政府的融资能力，远远不如日本政府。

我们再来看军队，当时日本军队已经是师团制，现代的师团制，而且我们从日本军队的这个模仿能力，也可以看出它的现代化的建设过程，它的学习能力，他们开始觉得法国很强大，所以是按照法兰西的兵制建立自己的军队，军事体制建立起来不久，就有普法战争，普法战争普鲁士打败了法国，那么他们觉得普鲁士很强，普鲁士很强大那就决定我们以普鲁士来建军队，作为我们的建军原则。而中国当时还是传统的八旗国家军队，叫八旗御营，比较有战斗力还是湘军淮军佣兵制，佣兵制从军队来说也是临时招募，是募兵制。日本已经实行了现代国家的征兵制，凡是适龄男青年都要入伍服役什么的，那么从这个军事装备上，比如说现代化的军队要求统一的设备，枪支型号要统一，而当时中国军队很多枪支型号都不统一，你不统一你后勤怎么配子弹，这一系列就反映出当时中国的军队，正处于从前现代向现代转型过程中。

那么我们再看教育制度，日本在甲午战争前，已经建立了从小学到初中到大学，比如帝国大学就是现在的东京大学，这一套教育体系建立起来，甚至已经强调了，小学中学实行义务教育。而中国这时候整个教育，国家的现代教育体系，没有建立起来，只有少数的传教士建立起来一些现代化学校，包括一些洋务派建立了一些，在现代企业中，附属了一些现代学校。但是这些学校是被人鄙视的，被人歧视的，这是些中邪门歪道，甚至在很多人的心目中，这不算是正途。至于在这些制度方面，我们看作为国家建设，这个制度方面，中国还是一个前现代国家，日本已经是个现代国家，当然我想人们一说到甲午战争，总是说这是洋务运动的失败。你或者可以说是洋务运动的失败，但我觉得洋务运动，如果要说洋务运动失败最大的责任，不在于洋务派，因为洋务派是做到这一步已经是尽了最大的努力，想方设法做到这一步，而更重要的是反对洋务运动，或者反对中国变法的人，我们称之为顽固派的特别强大，所以洋务派也只能做到这一步。

中国介绍西方的书被毁版，却在日本发挥启蒙作用

第三点我觉得对于中国来说，有个重大的意义，或者说叫做天崩地裂般的后果，就是天朝最后崩溃。我们知道中国一直谈到自己是天朝上国，天朝上国就是说只有我的文化才叫文化，我的文明才叫文明，其他都是敌夷。这长期发展出一种观念来，只能用夏变夷，不能用夷变夏，不能用夷变夏。在这个观念指导下，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林则徐魏源等人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被拒绝了。

一直到1863年被洋务派想起来，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感到，确实洋枪洋炮非常厉害，我们应该师夷长技，已经晚了20年了。

那么之后呢，在1877年左右的时候，中国派了第一个出国公使郭嵩焘，在出使之前总理衙门就跟他说，我们对外国都很不了解，希望你把你在国外的见闻，寄回来我们给你印成一本书，让官员阅读。用今天话说，就是干部学习材料，郭嵩焘他的思想很开放，很开明，他把他从上海港出发坐轮船，一步一步到了哪儿哪儿，最后到了法国，到了巴黎又到了伦敦见了人，这几十天的日记，每过一段时间寄回来一批，过一段时间寄回来一批，由总理衙门给他汇总起了名字叫做《使西纪程》，就谈到对西方的看法，看到他赞美了英法工商的强大，甚至对他们的制度有介绍，而略有赞扬。这一下就犯了大忌，当时很多官员都纷纷弹劾他，指他是汉奸是卖国贼，最后由慈禧下令，他的这本书必须毁版，并且后来找了其他的原因，要把郭嵩焘治罪，是李鸿章悄悄地保了他一把，就是说没有治他的罪，只是给他削职为民让他回家，这是1877年。

那么过了10年后，1887年的时候，又一个中国人就任中国驻日使馆的参赞，叫黄遵宪。他开始到日本的时候，也抱着中国传统是天朝上国，觉得中国的一切都比日本强，但他这个人非常开放，到了日本发现因为这时候，恰恰是日本明治维新将近10年之后，各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他觉得日本和我们传统观念不一样，他就搜集了大量日本明治维新以后的资料，采访了各种人。他写了一本书，叫做《日本国志》，详尽介绍了日本明治维新以后的种种的变化，实际上谈到了日本的情况。他1887年写成了这本书，他也想我要通过总理衙门，作为官方资料来印刷，让其他的官员都来了解日本，知道日本很强大，我们不能不防，要知道他强大在哪里，里面对日本军事军制都有介绍，他寄给李鸿章希望李鸿章推荐，李鸿章看了这个稿件觉得很好这个书，推荐给总理衙门。但是推荐完了，没有任何反应，总理衙门根本就没处理也没有印，完了半年之后，黄遵宪又找了一个很有名的大臣，很有权力的张之洞，希望张之洞推荐，张之洞看了也觉得很好，说我们完全不了解日本，也给总理衙门推荐，总理衙门还是束之高阁，没有理会也没印。

结果使中国人根本不知道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是什么样子，结果中国人第一没有准备轻视日本，轻易开战又没有做更多的准备，坚持只能用夏变夷，不能用夷变夏，在中国近代使清政府丧失了一次又一次主动改革的机会，再多说一句，也可能是个历史的悲剧，历史的讽刺。我们讲魏源在林则徐支持下编了那个《海国图志》，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详细介绍外国情况，受到了批判。在1840年初期，这本书后来很快传到日本，日本在短短的时间翻印了20多个版本，这本书对日本明治维新起了重要的思想启蒙作用。林则徐、魏源为了启蒙中国人，编的一本书，结果中国人拒绝了，无意中启蒙了日本人，日本经过明治维新走上了富国强兵的道路，现在反过头来一次一次侵略中国。

天朝体系崩溃，但观念并未改变

刚才讲中国传统自认自己是天朝，那么和这种观念相匹配的，是东亚的我们叫华夷秩序或者叫朝贡观念，其他的国家在中国人的心目中都是中国的附属国，越南、朝鲜、缅甸、柬埔寨甚至东南亚很多小国都要定时给中国进贡，受中国皇帝册封。但是实际上随着西方殖民主义的发展，这些国家慢慢就成了西方殖民地，已经不是中国的附属国了，包括鸦片战争之后，越南缅甸都是西方的殖民地了，到甲午战争前，中国只有一个藩属国就是朝鲜，如果朝鲜没了，那你这个宗藩体系皇帝是代表天子还能有什么东西能证明你是天子，全世界都是你的，我们是天朝上国？如果有个朝鲜在还可以说，它是我的属国，所以清政府当时一定要坚持朝鲜是我的属国，这点在战争前是不能放弃的。

当时有规定，朝鲜的大使如果到美国，必须首先拜会中国驻美大使，由中国驻美大使带着他去见各国的元首，他才能递交国书，表示我们还是他的天朝上国，但是这个努力最后完全失败了。

甲午战争后，马关条约第一款就是要求清政府宣布朝鲜独立。宣布朝鲜独立那也就是说，标志着天朝这种朝贡体系最后的崩溃，可以说我们说如果鸦片战争是天朝崩溃的开始，到甲午战争是天朝已经完全崩溃。

而这时候的一些维新派提出来，不妨以强敌为师，要向日本学习，要看到它的优点，而我觉得这是一种理性的爱国精神。我们谈到爱国主义，我觉得爱国主义重要的是，要有一种理性的机制在里面起主导作用，而不应该是盲目的情绪化。那么下一点，我就想经过甲午战争这么大的惨败之后，觉得中国的国家建设不如日本，那么作为清王朝的决策者来说，就是怎么样进行自己的国家建设，然而这时候最有权力者或者是说绝大多数官员有权力者，都并不赞成这种改革，而改革的这种任务，交给了几个没有任何实际行政经验，又没有任何政治权力，比如是康有为、梁启超等这些没有任何行政经验的人来主导改革，并且遇到这么多的反对力量，他们恐怕本身没有政治经验，就容易犯很多错误。这种维新或者清政府自我进行一次国家建设的努力，很快就归于失败，里面的原因很多，可以具体分析康梁的失败，但就宏观来说，这应该是像日本明治时代明治天皇一样，由朝廷最有权力者来主导的一场改革，然而清政府却没有。

我刚才讲到日本向别人学习，中国有个强大的文化包袱——我是天朝上国，确实千百年以来都是别人学我，而没有过我学别人，要我学别人这确实是很难，这是千百年来形成的一种习惯思维。而日本是从来学别人，他从前一直学中国，突然其他一个国家比中国还要强，把中国打败了，那我就从学中国转学其他国家，要比中国一直是别人学我，而转到学其他国家，要容易得多。

不应用战争来重新洗牌

日本明治维新之后，日本的力量超过了中国，东亚力量均衡被打破，而这种打破就是突然战争的形式表现出来，通过战争来给他重新定格重新格式化。那我们知道人类历史上，恐怕直到现在，这个均衡总是暂时的，不均衡是永远的，恐怕这几十年是这个国家强，占到主导地位，再过几十年恐怕就是另外一个国家强，原来的强国恐怕会衰弱，新的新兴国家会超过原来的强国，这时候又要打一仗。实际上在二战以前人的基本历史是这样，甲午战争是这样，那么今年是甲午战争120周年，同时又是第一次世界大战100周年，我觉得这两个事情要放在一起讲，也很有意义。

所谓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也是这个地区均衡力量被打破，德国的迅速崛起，要求重新划分势力范围，他要用军事的方法来划分，用军事力量来挑战，结果就爆发了战争。先是在欧洲打，后来亚洲的日本、中国也参战，当时德国被打败。

德国被迫签订凡尔赛合约，在签订凡尔赛合约的时候，甚至有一种主张，应该把德国还像从前没有统一之前一样，把它分裂掉，把它分割掉，但这种主张是明显的不可能实现的。最后胜利的国家就提出了，要用巨额的赔款压制这个国家，几乎是把它压垮，让它没有办法再重新复兴，没有办法再成为一个新的战争的源头。当时有个经济学家凯恩斯就觉得，这个后果会很危险，觉得你提出那么巨额的战争赔款，德国付不起，既然付不起，就会把它压垮，人们恐怕会复仇。

结果凡尔赛条约给德国制定了非常苛刻的条件，结果反而使这个魏玛共和国千疮百孔，非常的软弱，在这种情况下，纳粹德国为希特勒的兴起提供了一个土壤。什么叫民主制度？民主制度一塌糊涂。通货膨胀治理不了，这个治理不了，那个治理不了，所以德国人就把希望寄托在希特勒身上，所以这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怎么样对待战败国也给了一个教训。

所以我觉得从甲午战争120年，到第一是世界大战100周年，给我们一个教训就是说，地区的力量对比发生变化，一定不能再用战争的形式来重新洗牌，重新格式化。应该通过一种和平的或者是商业的、贸易的、种种谈判的方法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