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商结合背后的企业家思维

官商结合背后的企业家思维。

政商关系在中国似乎是个永不过时的话题，在现实中，人们普遍感觉到，官商结合已经成为一种当下的社会现象，一种经济领域的潜规则。而最近刘汉、刘迎霞等涉罪事件曝光，让人们的视线再次聚焦于畸形的政商关系。 那么，官商结合的历史背景如何？官商结合反映了怎样的企业家思想？官商结合的背后是一种什么样的病态体制？记者就此采访了著名财经作家苏小和。 “政策不确定性”的结果 《华夏时报》：当前，政府关系似乎从来都是中国企业家思考的首要主题。 苏小和：对。中国的企业家每天都在思考如何与政府搞好关系，看看自己拥有哪些不错的政府资源可以为我所用。比如说，搞制造业的企业家会思考其产业结构是否与政府利益冲突；做门户网站的企业家会思考应该在新闻条目里怎样绕开那些敏感的信息；而同样是做网络搜索，中国的企业家会思考应该在新闻条目里设置哪些敏感词，或者思考怎样为客户提供准确、及时的信息遮蔽服务，等等。 《华夏时报》：与政治应该结成怎样一种关系，每个企业家心中都有一本账。如果与当地政府关系不好，很难想象他们的企业会获得长足的发展。 苏小和：没办法，只有与政府搞好关系，才能够得到最好的服务，而为了赢得政府的支持，他们必须把精明和社交当作最大的核心价值。 我们知道，凡是成功的企业家，都会有自己的思想体系，或工具理性，或价值理性。我国相当多的企业家似乎更热衷于把某种意识形态当成经营管理的工具。这也正是西方企业家和中国企业家之间的差别！西方企业家最核心的工作是创新，而从中国企业每天的“思考”来看，其最核心的工作则是应对不确定性。 《华夏时报》：如何理解这种“不确定性”？ 苏小和：所谓不确定性，我们可以划分为市场的不确定性、政策的不确定性。你会发现，在30多年的改革开放历程中，中国企业家把大量的精力都用在了应对政策的不确定性上，在从事制度的思考和创新。 相反，西方企业家只要忙于应对市场的不确定性，忙于技术的、商业的创新就可以了，而这也恰恰就是市场经济的本质特点。 《华夏时报》：事实上，企业家的主要精力更多地应该是放在应对市场的不确定性上。 苏小和：对。一个时代的企业家应该去研究消费者的偏好，研究市场的变化，研究技术的变化，而绝不是忙于思考官商勾结，思考暗箱操作，思考怎样规避政策风险，又怎样从政策的空当中谋求不恰当的利益。企业家最大的使命，应该是让他管理的企业赢利，是他所推出的产品，最终能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方式。 历史的答案 《华夏时报》：历史上看，官商结合是一种什么状态？ 苏小和：官商结合所能追溯到的第一个历史源头，就是清朝的洋务运动。如李鸿章既是官也是商，胡雪岩则是著名的红顶商人。现在看来，那是中国经济史上一次彻底失败的企业案例，是在政治法律制度意识形态不能根本变革的约束下进行的。 《华夏时报》：那是一种官办、商办和官督商办的企业制度。 苏小和：这种方法使得政府垄断企业的利益，与其作为独立第三方发挥仲裁作用的地位相冲突，使其既是裁判，又是球员，因此利用其裁判的权力，追求其球员的利益。这种制度化的国家机会主义使得政府利用其垄断地位与私人企业争夺资源，并且压制私人企业的发展。在这种模式下，商人成功的首要条件是与官府搞好关系与得到庇护。胡光墉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华夏时报》：就是胡雪岩吧。有一个现象值得一提，在每年的中国图书市场上，销量最大的企业家传记，就是这位晚清的“红顶商人”。 苏小和：事实上，官商合办、官商督办是没有严格定义的。自嘲为“裱糊匠”的李鸿章1872年开办轮船招商局，1877年开办开平矿务局，1878年开办上海机器织布局。他作为官员是企业的老板，他使用合股公司的形式从私商筹到资本，任命有捐纳的有官衔或半官方地位的人做经理，很像政府有控股权或控制权的企业。这类企业的最大问题就是老板既是制定游戏规则的政府大官，又是参加游戏的主要成员。官督商办企业有官僚机构的所有弊病，裙带风盛行，官员滥用资金，贪污成风。 《华夏时报》：这种风气一直延续到今。对某些企业家而言，可以不懂经营、不懂管理，但必须要懂政治，懂官场规则，在他们眼里，经营管理也从来不是什么正业，喝酒吃饭拉关系才是“硬道理”。 苏小和：事实上，在欧洲重商主义时代，也就是16世纪开始，官商结合也是他们的经济方法。但需要强调的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有着固有的历史节奏和市场规律，官商结合在某个历史阶段或许有着积极的一面，也非常具有传承色彩。 其实，从洋务运动到现在，我们的企业家也一直在探索当中，或者说一直处在某种试验状态。他们之中极少有人能最终成为大器，他们所管理的企业绝大多数将成为过眼云烟，他们只不过是我们这个复杂又多难的国家在通向自由经济的过程中必需的实验品。 重商主义的经济学因素 《华夏时报》：谈到重商主义，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即近年来有关“国进民退”、“垄断”等声音越来越多。 苏小和：没错。这几年国进民退导致的官商结合的确越来越醒目。一个最明显的现象是“官本位”现象的起起落落。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曾兴盛起强大的“反官本位”思潮，如今，一个全民追捧“官本位”的社会现象已经形成，从大学生择业的趋向，到企业家商业模式的制定，关系和政府资源完全成为人们的首要选项。 在我看来，正是重商主义的盛行才造成了这样的局面。比如政府经常站出来，直接进行经济干预；比如与政府没有密切关系的企业和个人，难以进入有效益的经济领域；还比如，政府各部门办事效率低下，等等。这都是我们身边的“重商主义”，其结果就是权力，准确地说是特权，在社会经济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华夏时报》：这是与自由的市场经济体制相悖的。 苏小和：现在看来，在重商主义盛行的国家，国家的各个方面都由政府高度管理和调节，而政府本身更依赖于各种利益集团，后者相应地从政府那里获得各种有利条件。历史证明，这种体制导致了一系列病态的经济学现象：体制的过度干涉，导致企业大面积国有化，私人企业发育缓慢；无所不在的官僚主义现象；更可怕的是，各种利益集团几乎绑架了国家。 《华夏时报》：由此看来，官商结合不仅是历史的一个传统，一种约定俗成，更是一种制度设计的结果。 苏小和：斯密早就说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仅仅是“守夜人”。问题是，我们今天的经济形态，表面上界定为“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实际上仍然是政府主导的投资经济、规模经济，这必然需要政府的行政之手。 正因为如此，整个国家看起来也是一个不正常的经济发生链：国家(政府)→地方(政府)→企业→个人。国家看起来富裕、强大，但地方政府却难以为继，不得不与中央政府进行利益博弈。所有企业依附于政府权力，腐败大量出现，处在最末端的无权力纽带的边缘人群，成为弱势群体。距离政府越近的人，获取财富的可能性越大。在这样一个经济发生链下，企业寻找官商结合方法论，是一个清醒的、必然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