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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明胡旭波:医科生转行投资 深耕医疗领域

来源:时间:2014-03-05

启明胡旭波:医科生转行投资 深耕医疗领域。

从上海医科大学毕业生到启明创投合伙人,胡旭波的身份转变之路走了13年。

并非每个人都能精准地规划出自己人生的每一步,在朝气蓬勃的胡旭波甫离校园之时,大概从未想到过自己有朝一日会进入私募股权投资行业。但有一道轨迹是明确的,那就是在兜兜转转之间,他的关注点始终没有离开医疗科技领域。


领悟投资

当年,胡旭波出于个人兴趣报考了上海医科大学。“那时候觉得医疗事业很神圣,也很有技术含量,学这个专业能为社会做些有意义的事情。”胡旭波说。但进入大学之后,他很快发现自己的兴趣点其实更偏重于商业领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我的性格外向,喜欢跟人聊天,也更喜欢商业。”

毕业后,胡旭波进入医药企业,从事与产品销售及管理有关的工作。几年时间里,他对国内医药行业的经营门道有了丰富认识。胡旭波还曾在IBM公司的BCS部门工作过,专门为客户提供战略咨询。在全球最大的IT咨询公司工作的这段经历,给胡旭波日后从事投资工作带来了很大帮助,“在观察行业发展机会、企业成长战略以及营运绩效改进时,战略咨询的方法论都给了我很大帮助。”

离开BCS部门后,胡旭波正式迈进投资行业。“那时感觉做投资是件很酷的事情,很有意思。我以前做的是销售管理,工作偏于流程化,而投资则充满了挑战和不确定性。我曾经和同事开玩笑说,我们的工作不如销售好做。有时要花很多力气才能达成一项投资,而这并不意味着你肯定能赚到钱,甚至可能还会亏钱,这就是投资和销售的本质区别。”

在一次会议上,胡旭波邂逅了启明创投的创始人邝子平,这促成他在2006年底加入启明,专事生物医疗产业方面的投资。没有人能永远一帆风顺,胡旭波参与的第一个投资案例就让他深感挫败。“投得不太好,企业的发展跟预计的完全不一样。还好,经过双方共同努力,公司有了新发展,最后被收购了,总算是把成本拿了回来。从这次投资中我们学到了很多教训,在之后的投资中,我们都尽可能帮助企业去避开经营中的陷阱。”

对投资人而言,一时的挫败感或成就感都是工作中的正常组成部分,而最终的成败是还是靠基金的整体回报说话。“假设我们投了2亿美元的医疗项目,如果最后能拿回来5~8亿美元,即使其间还有某几个投资项目表现一般,但基金总体收益也在我们可接受的范围内。”

投资永远伴随着风险。在胡旭波看来,风险很难防范,“我们能做的就是和最强的团队合作,然后一起直面挑战和机遇。”无论投资预案多么完备,但企业在后续发展过程中还是会遭遇各种波折,比如产品出现问题、客户不满意、发展太快导致现金流出现问题,或者行业爆发系统性风险等。未来永远充满不确定性,要成就一个好的投资,除了投资人的远见和创业者的努力之外,还需要一点运气。


享受工作

“投资一家公司之后,要过一段时间才能进入收获期。在这个过程中,双方一直要扬长避短,进行优势互补,合作之意也恰在于此。”为了最大限度规避风险,胡旭波一般会尽量与那些彼此了解的投资人合作。他说,各个基金都有自己的圈子,这个圈子非常注重人与人之间的长远利益联系,非常看重彼此之间的合作关系,而不会囿于短期竞争。因为每一个投资项目都不是一锤子买卖,而是要与企业捆绑五六年的时间。

基金间的关系如此,公司内部的团队之间更是如此。在其他行业中,同事之间的竞争关系可能高于合作关系,但在私募股权这个以合伙人制为主要运作模式的行业中,团队的合作更加重要。“在一只基金里,大家的荣誉和价值是共进退的关系。所以我们更看重整个基金的表现,大家的出发点是把共同事情做好,而不是去计较和争夺个人利益。尽管在工作过程中,同事间经常会出现意见分歧,但这只是客观讨论、集思广益过程中的一个表现。在富有专业精神的合伙人之间,这种分歧实际上意味着真正的关系融洽。”过去几年中,私募股权基金从业人员的流动性很大,在胡旭波看来,其主要原因在于某些基金在操作中没有体现出真正专业的合伙人精神,尤其在决策机制方面存在问题。

胡旭波说自己很享受现在的工作状态,他在工作中有三个重要目标:一是让投资人赚到预期回报;二是投资几家有潜力的公司,帮企业发展成为行业内的顶尖公司;第是和一批创业者成为好朋友。

目前,启明创投专注于医药领域的团队成员一共有6人,分布在香港、北京、上海三地。团队中的每个成员都各有所长,相互之间有很强的互补性。他们大部分都有医疗行业背景:梁颖宇曾是若干家医疗公司的创始人,也曾就职于几家风险投资公司;胡旭波做过医药销售和战略咨询;其他几位成员或是医学博士,或是做过多年的医药研发。目前,梁颖宇和胡旭波代表启明创投分别投资了近十家企业。出于医疗行业的专业背景,他们在投资项目时,更多是从行业发展的角度来判断一家公司未来的成长空间,对财务成本的控制则并不像其他基金那样严苛。

以泰格医药为例,当初很多基金曾考虑对它投资,但企业的收入仅有2000多万元,估值却达到2亿,它们因为觉得价格太高都选择了放弃。最终启明创投拿下了这个项目,于2008年6月和2010年3月分两次投资700万美元,成为泰格医药上市前唯一的机构投资人。“投资时我们会计算财务成本,但估值永远不是我们最看重的。”胡旭波说。2012年8月17日,泰格医药成功登陆创业板,之后股价一路走高。按照其近期的股价表现,启明创投有可能收获20倍的账面回报率。


医改建言

在胡旭波看来,把整个医疗行业的问题归因于医生很不公平,说中国的药价太高也并不正确。因为一种新药从研发到上市,需要数亿投资和近十年的时间,如果药品售价过低,根本支撑不起这个药品研发体系。“中国药企很少做自主研发,大部分都是仿制。有位创业者,15年前从美国回来开始研发创新药,到今年才有希望获得第一个新药证书。研发新药与做汽水之类的产业在量级上完全不可同日而语,15年、几亿的资本投入,一般的企业敢做吗?”同时他认为,相比美国的医疗服务体系,中国的医疗费用其实已经相当便宜。“我曾在美国买了一支眼药水,要100美元,这件事给我感触很深。”

胡旭波建议,医改的第一步应当建立健全医疗保险(放心保)体系,让低收入人群看得起病。支付体系是整个医疗体系的核心,看病贵就是因为没有健全的保险和支付体系;第二步应当扩大民营资本和外资进入医疗服务体系的力度。只有建立起更多的医疗机构,行业内才会形成竞争,才能提高成本控制水平并提供更好的服务。现在,国家对开设民营医院和外资医院进行审批控制,这完全是在拖医改的后腿;第三步应当提高医生的待遇和业务水平。在美国,医生的收入是普通美国人的3~4倍。在中国,医生有严格的升迁制度,需要参加各类学习班修读学分,一般最快也得到35岁才能成为主治医生,但实际上中国医生的月收入水平完全抵不上这些付出。

“我认为医生有很高的价值,给他们支付高工资是应该的。为什么很多人能花几千块钱去吃一顿饭,却不愿意花几千块钱去支付医疗费?现在大家不接受花高价去看好的医生,首先是因为支付体系还不够好,其次是好医生都很忙,无法和病患仔细讨论病情,做健康教育。现在很多医生的服务态度很差,少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缺乏服务意识,但更多是环境造成的。主治医生的工作量非常大,每天诊室外病人排成长龙,医生自己很有压力。他一天最多要看50个病人,根本没有时间为每个病人精心服务。我去医院看病时,经常感觉医生本来可以具备更高的水准,但是我也理解医生群体的整体状况为什么会这样。要知道,现在医生甚至成了中国社会中的高危职业。”

胡旭波认为,中国医疗从业人员的数量远远不够,医生的水平也参差不齐。在美国,每一位医生在工作中都要遵循相同的问诊流程。因此,在乡村小医院和城市大医院看病的效果差异不大。而在中国,由于医生的培训和质量控制体系不够完备,不同级别医院的医生医术水平差距很大,对问诊流程的遵守程度也不一样。由此导致老百姓都不辞辛苦地挤到大医院,而不是就近到其他级别较低的医疗机构看病。

“未来医疗机构如果想得到有效发展,不妨考察几家外资医院,在那里病人看病可以预约,医生有充分的时间和病人沟通,并且完全严格按照问诊流程来进行。但都这样做的话,医疗成本就会很高,挂一个号要花几百甚至上千元,所以这种模式很难在中国全面推行。在美国,商业医疗保险的占比很高,所以病人能够承担高额看病费用。另一方面,美国的医疗支出占GDP的18%左右。这种支出比例是我们的经济发展难以支撑的,但也不能一直维持现在这种医疗支出占GDP比重偏低的局面。所以我们的医疗体系需要继续改革,民营资本进入医疗服务领域很难,医生素质差别大,工作负荷过高,收入不够透明,分配体系向医生倾斜不够的问题都应当得到有效解决。”


引领行业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和新医改的推进,加之人口老龄化和城镇化速度的加快,在未来的10~20年间,中国的医疗健康行业将会迎来一个黄金发展期。

去年全年中国共成立新基金175只,规模超过2000亿,其中有9只基金将医疗作为重点投资方向,其中平安创新投资基金的规模达到29.7亿人民币,上海国药基金规模也达到10亿人民币。去年医疗领域的投资有47起,依然是投资机构关注的重点领域。从估值情况看,截至2012年年底,生物医药行业的整体市盈率为30倍。去年全年行业共发行10只新股,其中中小板2只,创业板8只。从新股发行市盈率情况看,投资人仍然给予医疗及其相关企业相当高的估值。

目前活跃在国内医疗健康领域的VC/PE主要有四类:一是外资机构,以奥博(Orbimed)、维梧(Vivo Venture)等为代表,它们专门做医疗投资且偏向早期,合伙人多为医学博士,对医学领域的前端技术研究很深,擅长给企业引入新药品种;二是以医疗产业为重点投资方向的综合性投资机构,包括启明创投、君联资本、红杉资本、IDG、Morningside、九鼎和深创投等;三是银行系机构,以建银医疗、光大医疗等为代表,有较大的资金规模,被投企业在后续融资时也较有优势,而且银行系基金一般都有很强的政府关系;四是民营上市公司及医药类大型国企,以复星医药、华润制药、等为代表。其中,上药和国药以产业整合为主,间或做一些财务性投资,通常投资周期较长,一般在10年以上。

在胡旭波看来,不同类型的机构面临着不同的挑战。外资机构面临的挑战集中在团队的本土化方面;产业基金则需要解决如何获得创始人信任的问题,同时还要学会从被投资企业的角度看问题;银行系背景的基金能保证看到很多项目,但不能保证投到很好的项目;而某些大型综合基金中的医疗投资团队成立时间过短,他们想要在行业中立足,首先需要获得基金圈子内部的认可。

“不论哪一种投资机构,面对的首要问题还是投资团队是否足够强,然后再看基金的格局和机制是否有利于完成投资。”中国医疗行业存在的一个大问题是集中度偏低,无论哪个细分行业中的企业都规模偏小,即便是几大上市公司,跟美国的大公司相比也相距甚远。

此外,医疗行业特殊的专业属性要求投资团队的专业化程度进一步提升。“启明创投在医疗领域已经做了很长时间,医疗投资团队也已经建立了一套自己的决策体系。”胡旭波说。启明创投在生物医疗领域覆盖较广,包括医疗器械、诊断、生物制药、医疗服务以及生命科学等,也比较关注早期及发展期的医疗企业,从2006年成立到现在,启明创投在医疗产业链里投资了20多家公司,投资总额为两亿多美元,平均单笔投资金额约为1000万美元,属于国内比较活跃的生物医疗投资机构。

“我们很幸运,因为我们投资的企业大部分都已经成长为细分领域的领导企业。从退出方面看,目前我们的业绩也还不错,已经有两家上市,有两家被收购,还有若干家已经报会,估计明后两年还将有若干家报会。”

“我们做的很多事情,目的都是想改变中国的医疗行业。比如我们投资瑞尔齿科,就是因为我们认为未来的医疗机构应该往这个方向发展—不但提供医疗,还提供服务。投资人在背后影响某个行业的发展方向,这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胡旭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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