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电力公司：大而不倒还是大而必倒？

东京电力公司：大而不倒还是大而必倒？。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用这句中国的老话形容日本东京电力公司的昨天和今天，恰如其分。

1987年，东京电力公司成为全球市值第三的企业。但当时，全球其他国家对这家日本公司的细节了解不多，只是将其和索尼、丰田一起，归入20世纪80年代的“抄底美国者”之列。

2017年，东京电力公司的市值只剩下当年的1/10。然而，这家公司的一举一动，却变得举世瞩目，并成为世界范围内讨论和反思“核安全”的重心。

这种转变，源于2011年的3·11大地震，自然灾害导致的特大海啸使福岛县第一核电站的紧急电源失效，无法对核电站实施冷却作业，致使核燃料融堆的重大损毁事故。由于泄露的严重性，这起事故也被国际原子能机构定性为7级，堪比1986年前苏联的切尔诺贝利核泄露事故。

而作为事故电站的母公司，东京电力公司因对电站和当地民众的处置不当而备受诟病——旗下核电站设备老化、超期带病运营等弊端显现的同时，也使其应对超过设计标准灾难、特大海啸和事故处理上的缺陷暴露无遗。多年在数据和维护上的欺上瞒下和肆意伪装行为，与事故处理的负面因素叠加，使其公信力和企业理念受到巨大冲击。

6年来，民众对3·11核事故处理、受害个人及企业赔偿的不满，让东京电力公司频繁而尴尬地出现在新闻头条。

人们所质疑的，是其炫目外表下的“大而不倒”，更是日本电力体制中官商结合的病根。

现状：“霸主”仍然不倒

东京电力公司前身是成立于1951年的东京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一家集发电、输电、配电为一体的电力企业。

之所以能成为统领日本电力行业的龙头老大，其仰仗的一大优势就是核电开发。东京电力公司拥有福岛县的福岛第一核电站、福岛第二核电站和位于新潟县中部的柏崎刈羽3个核电站，合计17座反应堆，其中福岛县的两个核电站拥有10座反应堆。

同时，其电网覆盖以东京为中心的首都圈地区，包括首都东京及周边八个县，其电力事业总规模占日本电力行业的三分之一，位居日本10大电力公司之首。

在躺着挣钱的年代里，东京电力公司不仅拥有诸多电站，还和众多日本大型企业一样，建立了庞大的企业联合体。其旗下不仅有东电工业、东电物流、东电设计等与电力行业相关的子公司，还以东电不动产为基础，涉足房地产行业。

可以说，这些旁系产业一度发挥了重要作用。在3·11核事故发生后，东京电力公司股价大幅下跌，当时，日本政府的输血行动尚未开始，这让其一度要通过变卖房产支付赔偿金。虽然旁系产业因此大为受损，但电力主业却得以保存。

今天，东京电力公司仍然拥有员工3.38万人，资本金1.4兆日元，纯资产总额13.73兆日元，最大发电能力6430千瓦时，集团各种关联企业74家，总市值14兆日元。其官网最新的数据显示，其年销售电力为2570亿千瓦时，电力收入6.1兆日元，供应着日本2923万户居民或企业的各种用电。

这些数字，仍能赶超日本另外9家电力公司的员工数、资本金、固定资产总额、销售电力、电力收入、供电用户数合计量。

改变：未及深层痛处

事实上，在3·11事故发生后，东京电力公司接受政府和有关调查委员会的建议，采取了更换管理层、强化经营监督、强化组织和个人应急和危机处理能力等举措。

但是，由于各方利益和诉求的纠结，这些举措的推进始终给人留下磕磕绊绊、效果不佳之感。

在最关键的管理层变更问题上，日本产经省、经济界和东京电力本身股东的诉求就各不相同——产境省希望由经济界人士出面担任，以更好地处理赔偿，但经济界则希望能够起用管辖电力业的经济产业省前任官员。于是，东京电力公司的会长职位(即董事会主席)闲置将近一年时间。直到2012年5月，曾负责原子能灾害赔偿支援机构运营委员长、律师下河边和彦才被正式委任。然而，仅仅一年半后的2014年4月，董事长职位再次变化，独立董事数土文夫接替下河边和彦。

就任时，数土文夫把自己的工作概括为两项：第一是挽回东电因福岛核事故失去的信誉，第二是尽快对受害者做出赔偿。

然而上任至今，数土文夫任下东京电力公司的最大改变，就是在2016年4月把东京电力公司转型为控股有限公司，并根据业务拆为三家新成立的子公司，分别是负责售电业务的东京能源电力伙伴、负责火力发电与燃料调度东京电力燃料与电力和负责输配电的东京电力电网。

东京电力公司曾把做出改变的原因，解释为应对日本在2016年实施的“电力零售自由化政策”。这项政策规定，由东京电力、关西电力等大型电力企业共同掌握的区域零售格局结束，家庭用户可选择供电商。当时，超过250家公司成立电力零售公司，并提出了较大型电力公司更为便宜的用电费用套餐。因此，成立三家子公司，将有助于企业提升运营效率，与来自石油、燃气、电气等诸多领域的竞争者一决高下。

不难看出，出身钢铁企业，以经营改革闻名的数土文夫很擅长这种应势而谋。然而，困扰东京电力组织系统的深层问题，如围绕事故处理的反应迟缓、应对不利、欺上瞒下、官商失策并未在他的手上得到明显解决。

这些犹如失去了鱼饵的鱼漂一样始终浮在水面的问题，让东京电力公司至今还饱受诟病，无法真正走出事故造成的企业形象受损、运营机制不畅、未来前景堪忧的阴影。

赔偿：重负还在后面

当下，从东京电力公司对核事故的处理现状和废堆目标来看，东电公司也好、日本政府也好，双方面临的棘手课题堆积如山。

按照日本政府与其达成的福岛核电站事故机组的废炉作业进度表，2017年内才能确定如何取出融堆后的核燃料施工法，2018年能完成3号机组蓄水池内的燃料取出作业就已不错，其他1、2号机组的取出作业最快也要2020年才能开始。因为按照进度要求，东京电力公司在2020年才能将核燃料池内的污染水基本处理完毕，2021年开始1、2号机组核燃料取出作业。整个废堆作业将在2040年至2050年完成。

而且，在当前高辐射的环境下，想要取出机组内溶堆后的核燃料需要开发可靠的新技术，否则处理人员一旦进入融堆室内接触高剂量辐射会瞬间致死。

2017年2月，东京电力公司针对福岛第一核电站2号机组进行了机器人调查，但由于技术和环境制约，没能进入压力容器的底部，机器人也因容器内损毁障碍物受阻无法回收，最后只好终止机器人搭载照相机的调查。

但本次调查也有收获，那就是基本摸清了容器内的辐射水平，推测在每小时210贝克勒尔，压力容器底部的辐射量推测在每小时650贝克勒尔，而且融堆后的核物质分布空间较为广泛，给未来处理带来巨大难题。

困扰东京电力公司的还不仅是技术层面的制约，在日本政府债台高筑的趋势下，能否顺利注入高达21.5兆日元的赔偿和处理费用也是严峻的现实问题。按照日本政府和东电公司达成的协议，处理费用中的精神补偿和农作物损害赔偿高达6兆日元，预想为2兆日元的核电站冷却、污染水处理和核燃料棒取出作业费用也一路狂奔达到8兆日元。其他污染土壤的运输、保管和设施建设费用今后也将一路飙升。

这些费用不仅成为东京电力公司业绩恢复的巨大包袱，也是其无力负担的沉重压力，就是依靠日本政府的财力，也是捉襟见肘和力不从心。

迄今为止，东京电力公司为补偿离家避难者、农户和企业歇业等已支付了各种赔偿6兆日元，未来，随着“污名效应”造成的出货受限和销售下滑还将不断出现，相应赔偿还会继续增加，即使是瘦死的骆驼，能否承受这些不可准确预知的庞杂费用还是未知数。

有人猜测，为回笼相应投入，东京电力公司或只能将损失转嫁给消费者。但是，按照现在每户月增加18日元的计算，至少需要持续增加40年才有可能基本回收。如果费用再进一步赤字的话，东京电力公司似乎只剩下了转嫁给国民负担这样单一的途径。

不仅如此，现在东京电力公司还面对来自民众的更大赔偿压力，一是民众起诉东京电力公司的诉讼不断增加，多数胜诉的可能性较大，笔笔如天文数字般的赔偿将会随着官司的起起落落让东京电力公司坐卧不安。还有就是由于辐射导致的甲状腺癌症病人不断增多，也将成为再次压倒该公司的另一根稻草。

按照日本政府从2013年开始进行的三轮甲状腺检查结果，事故当时对特定区域内18岁以下的38万人进行了检查，2013年第一轮检查中有116人疑似甲状腺癌，2014～2015年度的第二轮检查中有69人，现在已确诊患有癌症的达101人。

同时，在受灾最重的岩手县、宫城县、福岛县，至今仍有12.3万人背井离乡、避难他处，有3.4万人住在临时安置房。

废堆处理需要用钱，应对诉讼需要出钱，赔偿病人必须拿钱，东京电力公司的重负还在后面，“因核而困”或将直接跳级至“因核而倒”。

扶持：破产不如倒产

虽然在朝向“大而必倒”末路狂奔，但是东京电力公司也有很多“大而不倒”的资本，比如来自政府的支持。

2017年3月3日，东京电力公司时隔6年半，再次发行旨在融资偿债的企业债券，而且由于投资者购买踊跃，发行额度由计划的700亿日元溢值扩增至900亿日元。

3·11之前，东京电力公司每年动辄发行几千亿日元债券，如果按照债券发行5年期来计算，还本付息的集中期即将到来。预计东京电力在2017年将偿还3750亿日元，2018年更则高达6500亿日元，而此次发行的900亿日元，也基本用于偿还债务。

那么，为什么自3·11事故以来，截至2016年年末负债6.12兆日元的东京电力公司在事实上已被国有化的今天，其债券还依然受到保险公司和地方金融机构等为主的投资者青睐呢?

理由或许有二，一是围绕债务缠身的东京电力公司，日本政府内部或是经济产业省内部设立的关于该公司问题的审查委员会均没有进入法律处理的表态，即该公司即使“倒产”也不会是“破产”。

在日本，“破产”一词仅仅意味着破产清算，而中国法律中的“破产”，则是日本学界和实务界口中的“倒产”，即一种重整型程序在内的完整过程。

从日本政府在处理日本长期信用银行和日本航空破产的先例来看，“倒产”就是政府欲重建一家企业的代名词。投资者踊跃购买东京电力公司债券就是基于对政府这种“沉默担保”或“变相担保”的揣测。

第二个原因，是日本政府不会让东京电力公司这样的大型公司倒下，因为他们更担心的是，恶性破产传染局面出现。于是，拿国民的税金去堆砌，或将成为救济东京电力公司的常态。

这一点从2011年8月正式出台“原子能损害赔偿援助机构法案”，并由9大核电公司出资对东京电力公司施以援手及近年的袒护措施上，已经可见端倪。

不仅如此，安倍内阁在2014年还将该机构资金上限由5兆日元提高至9兆日元，从这一点而言，东京电力公司似乎可以继续稳坐“大而不倒”的交椅。

但问题是，日本政府出手相助并非没有任何压力，可以任性乱来。现在，日本政府为救济东京电力公司已陆续投入了高达10兆日元的公共投资，虽然其中的部分有望通过《电源开发促进税》等新增税种来消化，但经济产业省为主导展开的救助模式不仅有违市场经济和公平竞争准则，还衍生了各种利益与权力交换机制，无疑将透支政府信用和导致企业危机潜在升级。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东京电力公司一时可以被政府照顾，也可以一时被政府直接或间接扶持，但早晚，它会成为一颗烫手的山芋。

而且，来自民众的质疑和反对之声已不绝于耳，“大而不倒”究竟谁人受益，东京电力公司自然要有一个交代。“大而必倒”谁将受益，民众自然需要讨个明白。政府救得了一时救不了永远，想要脱危解困，东京电力公司的出路还在于自身改革、机制创新，解铃还须系铃人，自己救自己或将是东京电力公司未来的最好出路。

(作者系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东北亚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