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在重塑政商关系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在重塑政商关系。

僵尸企业消耗了大量金融资源

中国政府提出宏观调控由需求转向供给，进行供给侧结构性的改革。最近国资委也表示，国企改革是供给侧改革中最需要攻坚的部分，其中，清理僵尸企业、促进市场出清更是难中之难。僵尸企业之所以存在，从根子上暴露了我们长期存在的资产误配、不良贷款问题。

现在谈到中国经济活力在往下走，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企业缺乏创新能力，生产的产品不符合市场需求。从宏观上来看，整个经济运行的速度降下来了。经济活力不够的一个表征是什么？是整个中国经济中僵尸企业的数量在不断增加。虽然可能不一定所有僵尸企业都暴露出来了，因为僵尸企业也会隐藏自己。但有越来越多的征兆表明，中国企业部门内部，僵尸企业的数量在增长。所以，调结构、去产能的本质是要恢复企业部门的活力。

什么样的企业可以被称为僵尸企业？通俗讲，就是失去了盈利能力的企业，不能够自我维持，按林毅夫教授过去讲的，即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就是僵尸企业。这类企业在财务上的表现就是，经营性的现金流入无法满足它财务上现金流出的需求。这样的企业，法律上讲就应该要破产，要从市场上退出。但是，现在由于各种原因，各级政府出于一些其他目标的考虑，譬如为了维护社会稳定，不能让失业率大幅度上升，或者利用这些企业继续实施政绩工程等等，而不让它退出市场，甚至人为给它们进行“输血”。如果这类企业缺乏行政性的资金注入的话，必然要退出市场，要死掉的。所以把它们称为“僵尸企业”是形象的，因为在小说、电影形象中，僵尸缺乏自我造血能力，如果不吸血的话就会死掉。

中国经济中僵尸企业越来越多，导致企业部门缺乏活力。当然首先它们自己没有活力，而且会让那些本来有活力、有效率的企业也活不起来。因为僵尸企业吸收了金融体系的大量金融资源之后，有效率的企业拿不到资金资源也难以有活力。僵尸企业的大量存在，就成了结构性改革、去产能必须要去解决的问题。

僵尸企业不断增加，对应的问题就是银行不良贷款在不断增加，这实际上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虽然大家目前看中国的银行不良贷款，从统计意义上来讲还很低，一般也就是2-3个百分点，和上世纪90年代末相比这个水平很低。但是，这么低恐怕和僵尸企业被隐藏起来了有关系。僵尸企业如果被隐藏起来，事实上也就意味着银行的不良贷款被隐藏起来了，无法体现在统计上面，但事实上，这些不良贷款可能已经发生了。银行部门的高级管理者对此心知肚明。

所以，要重视不良贷款会产生的宏观经济影响，或者说宏观经济后果。不良贷款本质上是什么？就是银行贷款形成的资产价值需要进行重估。譬如说，商业银行通过吸收存款，再贷出去形成的资产，过去值5000万元，但现在获得贷款的企业不能盈利，这笔贷款所形成的资产便不值万元。假如价值重估这笔贷款只值1000万元，那么，便要从银行的资产负债表里面把资本金划掉万元。如果银行不断形成不良债权、不良资产不断累加，它就会逐渐丧失贷款能力，因为资本金不足的原因。这个现象会导致什么呢？按照日本野村综合证券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辜朝明的理论，银行和企业将不得不设法修复资产负债表。如果为了修复资产负债表，银行减少贷款，企业减少投资，最后的宏观表现就一定是总需求不足。

加杠杆不能忽视资产配置

由于银行正规部门的不良债权或不良资产不断累加，中国现在的确存在总需求不断萎缩的问题，而且有越来越严重的趋势。为什么现在看起来，即便我们的货币政策在不断降准、降息，但是为什么大家觉得宏观上还是很紧？因为虽然释放出来了，但如果商业银行部门的货币乘数也降下来了的话，即便中央银行不断把基础货币放出来，也不能创造出更多的M2。所以，大家普遍感觉资金量很紧张，那是因为银行丧失了货币创造的功能。而银行不去创造货币的原因是，不良贷款的增加使得银行不敢去，也没有能力去创造货币了。

面对总需求不断萎缩，宏观当局在宏观政策选择上一般会认为，既然总需求往下走，那么，中央政府就必须采取扩大内需的政策，用行政手段来刺激内需，甚至直接来利用国有企业作为抓手来扩大内需。这种做法很容易被宏观当局认为是恰当的做法。

总需求不足，就要扩大总需求，需要政府通过加杠杆的方式来稳定、甚至扩大总需求。因为不加杠杆的话，总需求萎缩对宏观经济的威胁、影响会非常大。关键问题是，加杠杆首先意味着，政府资产负债表的负债要加上去，对应地，马上就面临资产如何配置的问题。如果加杠杆以后，政府拿到的钱又是去给僵尸企业输血，又是形成无效资产，未来经济就会越来越困难。因为它会导致总需求不断萎缩，金融部门不断失去贷款能力这个事情。所以，政府加杠杆以后，资产如何配置才是更关键的问题。这一块需要好好研究，即如何把加杠杆所产生的负债及形成的资产，用于改善中国经济长期的供给能力。

比如说，政府可否加杠杆做教育投资。社会有巨大的基础教育需求，政府为什么不可以在这个地方花钱？又如，我和施浩的研究表明，尽管中国西部地区基础设施比较过剩，东部地区由于生产投资比较多，导致基础设施反而欠缺，政府为什么不能在东部地区建设更多基础设施？再如，中国现在环境污染这么严重，经常出现大范围持久的雾霾，给人们的健康带来巨大危害，为什么政府不在环境领域有更大的投入？这些事情政府都应该去做，做了对未来长期经济增长都是有利的事情。

我特别担心的是，因为政府看到了总需求不足，所以主动采取了加杠杆的宏观政策，导致资源误配反而加重了，因为把钱用在僵尸企业上面，又去投资没有效率的领域，譬如，投到西部根本没有企业入驻的开发园区里面，又在西部建很多根本没有车在上面跑的高速公路。我们要重视银行不良贷款所产生的总需求萎缩的宏观影响，但是，我们同样要防止政府进一步资源误配的可能性。

目前，中国银行体系就面临着这样一个资产重组的压力。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地方政府为了刺激经济一共花掉了20多万亿元，但这些钱已经大量投到无效用途上，形成的是无效资产，产生的是一大堆僵尸企业。这个教训不可不察。目前，我们试图回避银行不良贷款产生的资产重组压力，我们不愿意让不良贷款显性化，但是，这个过程早晚会来。

这里，日本的教训非常值得我们吸取的。日本上世纪90年代的不良贷款，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就是日本政府搞的财政投融资计划。财政投融资计划是当年日本面临总需求不足以后，日本政府通过政府的金融机构——主要是邮政储蓄的机构，来筹集资金，并且将这些资金用于政府关联公司的公共项目，或者是对于目标领域进行政府贷款所产生的，其中很多贷款都用于海外投资。如果今天中国政府加杠杆后，拿钱去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去做海外项目的话，会跟日本当年搞的财政投融资计划非常像。最后，由于日本财政投融资计划并没有效率，产生了巨额不良贷款，后来不得不在竹中平藏主政日本财经政策时，通过金融再生计划来解决这些问题。所以，如果当前中国政府要加杠杆，就不能忽视资产配置。

避免对金融市场的深度干预

那么我们要解决僵尸企业问题，根本还是微观基础的再造。如何切断僵尸企业的形成机制？如果不能够做到这一点，如果政府加了杠杆钱还继续投向无效企业、项目和产业的话，僵尸企业问题恐怕只会加重不会减缓。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僵尸企业暴露出来，当然更多的还是隐藏起来了。通过一些经济学家设定的财务标准，我们还是有可能把大部分僵尸企业找出来的。

僵尸企业的形成根子，用一句大而化之的话，就是我们今天不恰当的政商关系，即政府这只手过多地参与到资源配置过程当中，其对市场机制的干涉太深、太重。具体有什么表现呢？第一个表现是国有企业改革始终没有真正完成，使得政府可以通过国有企业这个抓手继续干预下去。1999年十五届四中全会对国有企业有一个深化改革的决议，强调要“有所为有所不为”，实质就是要求国有企业要从竞争性领域退出。但是，2003年国资委成立以后，这个政策不但没有实施，反而强调国有企业要“做大做强”，在很多领域要形成控制地位，为此不惜让国有企业占有大量金融资源。今天，绝大部分僵尸企业恰恰就是国有企业，就是因为国有企业所做的很多投资都是无效投资。

第二个表现是现在有不少民营企业与地方政府结成了一张“不可触摸的网”，形成政府和一些民营企业家之间的利益交易关系。多年以来，地方政府喜欢对企业搞扶持名单，名单上的企业便可以以低于市场价格的成本来获得各类生产要素，包括土地、贷款、用电等。导致一些本来有效率的民营企业，在拿到这些优惠以后不好好做主业，而转向玩副业，最后把自己的优势玩没有了。东部沿海地区有很多优秀的民营企业，为什么感觉它们这几年发展缺乏后劲？这恐怕和容易拿到优惠贷款等廉价生产要素，没有积极性去做好主业是有关系的。最终，有些有效率的民营企业也逐渐变成了僵尸企业。

第三个表现是政府对金融市场的深度干预。现在一些地方政府在非正规金融领域出高息融资，非常敢于出价，似乎没有打算还钱一样。对此我也深有感触。这使得中国的理财产品市场吸收的居民储蓄，都被吸附到地方政府手中。当然，这也是政府加杠杆，只是问题在于钱被用于扶持国有企业、扶持名单上的民营企业去了，并没有带来效率提升，反而把资源误配加深了。一个受到权力严重干预的金融市场，往往就是一个国家资产误配的最大原因。

以上大体上就是我对目前中国经济形势及其未来区域的的基本判断。最后谈谈策略方面。首先，长远来看，所谓的结构性改革、供给侧政策，瞄准的是要提升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中国政府必须要继续推进各项具有攻坚性质的改革。但是，我个人更想强调一下，短期的总需求管理与长期的总供给能力的改进，相互是不矛盾的，恰恰相反，前者还是后者的实现途径。因为今天的投资形成的资本，就是明天的生产能力。在这个问题上面，我们一定要注意协调好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关系，要通过今天的需求管理，来为明天的结构完善打下基础，严格说，这本来就是同一件事情。

其次，短期策略上政府加杠杆是有道理的。关键是政府负债扩张以后，其资产如何配置？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政府加杠杆的结果，很可能是短期的总需求刺激上去了，但是长期的总供给结构却被进一步恶化。解决这个问题，根本上就是要求政府回归本位，做自己该做的事情。政府一定要去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而不是在竞争性领域继续去干预市场运行。目前，政府在提供公共品上还有很多空间可以改进。一言以蔽之，还是政府自身定位要准确，要回到应该做的事情上去。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短期内总需求不足通过加杠杆也许可以得到一时舒缓，但是，长期的结构调整将永远不可能完成。

黄少卿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