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向东：介入混改，是凯雷中国的未来重点之一

杨向东：介入混改，是凯雷中国的未来重点之一。

杨向东说：1，国企混改，不存在外资歧视。本土基金和国际基金，合作大于竞争。

2，混改市场足够大。短期内，项目肯定多于有能力的PE。

3，控股型收购，短期内不可行。但介入混改，股权比例不能太小，否则无法影响公司改革。

杨向东，凯雷投资董事总经理。他说介入混改，是凯雷中国的未来重点之一。

这是一场“被动”的会见。就像他们内部人士说的：杨向东很少出来见媒体。杨向东是凯雷投资集团（The Carlyle Group，纳斯达克股票代码：CG，以下简称“凯雷”）董事总经理，全球管理委员委员及亚洲并购基金(Asia Buyout)联席主管。这次见到他，正是外界对凯雷有质疑之时。

辟谣和澄清，就成了会面的一个主题词。第一个质疑是：凯雷对中国市场的态度发生了逆转？

去年11月，市场上有传言：凯雷亚洲增长基金(Asia Growth)将要裁员。此后这个传言演变成，凯雷将关闭其上海办公室。其上海办公室，不仅有亚洲增长基金的团队，还有亚洲并购基金以及房地产基金的团队。

2个多月后，凯雷以晋升北京和上海总共七名团队成员的方式回应。“只是增长基金的上海团队并入北京办公室。并购基金和房地产基金不受影响。”杨向东解释说，增长基金之所以调整，是因为投资策略变了，比如单笔投资金额大大上升。

“我们对中国市场的兴趣始终如一。”凯雷董事总经理、全球对外事务主管马鼎文(David Marchick)说，凯雷各个基金过去两年在中国投资超过15亿美元。同时去年9月，凯雷亚洲并购基金IV募集完成，总规模约39亿美元，其中约有40%-50%计划投向中国市场。这只基金最初只计划募集35亿美元。

更大的质疑，则是在这轮国企混合制改革中，凯雷似乎落在了本土竞争对手背后。杨向东却说，他们接触的很多大型国企，“非常希望凯雷这样的基金进去”。因为在改善公司治理上，往往是外来的和尚好念经。

以联想控股旗下的弘毅投资(Hony Capital)为例，不仅号称基金额的一半投向国企改革，而且去年底开始也连续介入锦江股份(上交所股票代码：600754)、上海城投控股（上交所股票代码：600649）等混改试点。

而大多数人对凯雷投资国企的印象，还停留在败走徐工机械上。四年前见到杨向东时，他也坦承，徐工投资的无疾而终，使得凯雷中国开始反思其本地化策略与中国国情之间的鸿沟。在这之后，凯雷也确实将重心转移到民营企业以及少数股权投资上来，投资范畴从制造业拓展到内需。

这次杨向东却说，“混改”是凯雷中国未来的重点之一。然而凯雷有竞争力抢食混改蛋糕么？去年十月，凯雷三剑客之一的鲁宾斯坦(David Rubenstein)在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确认，像中石化混改这样的典型案例，凯雷选择了不参与竞标。

凯雷是全球最大的另类资产管理公司之一，目前旗下管理2030亿美金，有129只基金和141只母基金。它也是最早投资于中国大陆的国际基金之一：1998年设立亚洲并购基金，2000年旗下亚洲增长基金投资携程网（纳斯达克股票代码：CTRP），2004年4月即在上海开设了它的首个中国大陆办事处。

Q&A

混改受歧视？只是舆论猜想

腾讯财经《资本论》：有人认为本土基金参与混改更有优势。您对此怎么看？

杨向东：国企改制的宗旨，应该是减少政府行为、增加企业行为。中国政府应该会乐于吸引外资参与，这整体上有助于提高国企的运营和发展。

企业会怎么挑选投资人？我听到的反馈是，最终要看谁能为企业创造价值，无论是本土基金还是国际基金。我们接触过的大型国有企业，很多都欢迎凯雷这样的基金入股。

本土基金和国际基金，现在差别越来越小。弘毅、鼎晖的美元基金LP(Limited Partners，有限合伙人，一般为基金的出资人)都是全球的，这和凯雷没有差别；团队的差异也很小，雇佣的都是一流学校的毕业生，甚至是在这边干了几年，跳槽去那边的。

就像吃炸鸡，难道会因为肯德基是外国品牌，就不吃它店里的炸鸡？炸鸡的本质是一样的。现有的混改案例中，也有外资基金参与。比如中国华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中，不仅有美国的华平投资(Warburg Pincus)、高盛集团(Goldman Sachs)，还有马来西亚主权财富基金国库控股(Khazanah Nasional Bhd)。

当然企业也会承受来自社会、媒体的压力，如果外界对项目的敏感性、对引入国际投资人质疑过多，也会影响企业的判断和决策。另外一些敏感行业不在外资投资的鼓励名单中，需要另当别论。

腾讯财经《资本论》：在具体投资中，凯雷和本土基金会有竞争么？

杨向东：合作大于竞争。现有的混改试点，哪一个都不是一家基金能独立完成的。以中石化为例，这是一个庞大的交易，不仅指交易额，也是指交易难度。每个混改案例都有多种可能性，可能是国际基金与本土基金合作，也可能是凯雷与民营企业合作。

合作的前提，是大家对企业未来发展有共识。我们在看一个项目时，也要看其他投资人是谁、对企业有怎样的发展预期，以及能带来什么贡献，我们能否配合等等。

混改项目多 有能力PE少

2005年，凯雷入股太平洋保险。

腾讯财经《资本论》：针对混改，凯雷看好哪些领域？目前凯雷涉足比较少，是因为抢项目么？

杨向东：我们的行业覆盖比较宽，和消费相关、和制造业相关、和金融相关，还有和医药相关的领域都有留心。

当下凯雷确实没有太多国企投资案。这和竞争无关。中国有差不多100万家国有企业，未来十年到二十年，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国企接受私营部门的投资，市场上每家基金都有机会，凯雷也会有项目。如果国企改制真正要全面铺开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项目肯定会多于有能力的PE基金。

这更多和我们的定位有关。如果你的团队只有20人，却想做五个国企项目，唯一的可能是每个项目只放点钱进去，而不做事情。凯雷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项目，未来也不会做这样的项目。我们还是希望能在这个企业的转型和改革中，起到非常大的作用。

国企改革是一个特别费时间、费精力的事情。一个国企没有三五人、不是每个星期都泡在企业里，基本上做不成事情。所以我们也在找真正能帮上忙的项目，这种项目有两三个就足够了。

腾讯财经《资本论》：以你的经验来看，国企改革真正要改的是什么？

杨向东：国企最想投资人带来什么？肯定不是钱。绝大多数国企都能从银行获得资金支持。

国企现在比较困惑的，首先是公司治理。股东会、董事会再到管理层，这三者怎样能合理分工、怎样能共同把事情做好？这听起来很简单，每个公司章程里都讲得很清楚，但很少能真正做到。

其次是管理层激励。这个是最难的，不同行业、不同企业，适合的激励措施并不相同，其中有很多变量，比如是以销售量为导向还是以利润为导向，还是以投资回报，市场份额、增长比例为依据？绩效考核的方向定错了是灾难性的。

和管理层相关的，还有绩效机制。混改的部分出发点，是希望管理层能为公司利益服务，而不是简单考虑个人的升官发财。

另一方面就是战略。国企也不乏现状比较好的，大家担心未来一旦做出一些错误决策，比如突然做一个大的合并，或者对外做一笔大的投资，就可能改变公司的面貌。

要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都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如果不了解行业，不了解企业现实状况，不泡在企业里，是不可能找到方法论的。

控股投资不可行 寻求影响力

腾讯财经《资本论》：因为困难，混改是否必须寻求控股？四年前采访时，你说“并购投资在亚洲短期内不会是主流，少数股权投资才是亚洲模式”。现在情况有变化么？

杨向东：我觉得控股型投资在国内还是很少，短期内我也看不到会有巨大的变化。

参股投资也可以，只是所占股份不能太小，否则无法影响企业的改革进程。参与国企改制，不是说合理价格入股，就可以坐等赚钱了。还是需要几方共同努力，把企业的真正价值释放出来。

我们投资太保时，它并不赚钱，状况不是很好，这与中石化不同。太保我们也不是控股，凯雷和保诚集团共同持有太保27%的股权，但这就能对公司施加比较大的影响力了，可以参与企业管理，可以调整管理层。

腾讯财经《资本论》：你刚刚提到，PE基金之间的差异越来越小。那么凯雷的优势在哪？

杨向东：在LP构成和管理团队上确实差异不大，但凯雷有平台优势。

凯雷是一家全球性的资产管理公司。我们有全球的视野，很重视趋势分析，知道什么时候加码、什么时候减码。比如之前有段时间，我们对中国的制造业有所顾虑，这一点现在已经得到了印证。

我们的全球网络也能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帮助。凯雷在全球各地都有办公室，而且涉及几乎每个行业，我们曾经帮助过化工企业在巴西、印度、美国拓展市场，国内企业而言，我们曾帮助雅士利拓展新西兰的奶源，帮助海尔特种电器进入印度市场。

凯雷投资雅士利。

中国企业走出去是必然趋势，但他们并不具有海外拓展的经验。管理国际化企业一定要有国际视野、国际经验的人。但中国目前很少有全球化的公司，也很难靠自己培养这样的人才。在这个过程中，PE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帮忙寻找合适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