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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SK性爱录像带背后的“商业侦探”

来源:时间:2014-07-09

GSK性爱录像带背后的“商业侦探”。

腾讯财经 黄媛 发自北京

皮特•汉弗瑞(Peter Humphrey)身着橙色囚服,两眼无神、志气颓丧地出现在电视新闻里,用流利的中文忏悔说:“我们获取信息的行为有时候是非法的,我非常后悔,对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道歉!”

那一刻,宁嘉记得坐在电视机前的自己心里咯噔了一下,“当时只感到恐惧。”

英国人汉弗瑞,中文名韩飞龙,早年是路透社记者,后来进入商业调查行业,担任过美国一家著名商业调查公司中国区经理,以及普华永道中国区调查业务主管。后来,他与美国籍华裔妻子虞英曾自立门户,开设了一家在港注册名字为中慧(Chinawhys)的调查公司。

“37年和中国与东欧打交道的经验,20年路透社亚洲、东欧、巴尔干半岛记者经历,过去14年致力于跨国公司的白领犯罪防控、欺诈调查和危机处理。”他的公司网页上有这样的自我介绍。

在宁嘉眼中,韩飞龙无疑是自己所在行业里叱咤风云的前辈。可就是这样一位“麻烦摆平专家”却因牵连进世界医药巨头葛兰素史克(GlaxoSmithKline,简称GSK)的中国贿赂案而身陷异国囹圄。

韩飞龙本也是被葛兰素史克请来“破案”的。

去年3月,一封举报邮件被发送至GSK全球15位高管的邮箱里,指陈其中国区高管贿赂的,同时还附有其时任中国区高管在家里和女朋友发生亲密关系的录像带。与葛兰素史克有着长期合作关系的韩飞龙被请来调查这一内部离奇丑闻,但过程中,韩飞龙夫妇却因其调查手段被捕。

他们被控以每条800至2000元的价格非法获取包括通话记录在内的公民个人信息,并根据这些信息撰写报告,每年赢利数百万元。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韩飞龙的朋友们认为,他是被安排了一项“危险的愚蠢任务”,去调查一个可能是、也可能不是告密者的女人,而不是去调查针对GSK的指控内容的真假,尤其那卷录像带背后的推手。报道还说,韩飞龙感觉自己被GSK“欺骗”了。

这一事件仍处于谜团当中,却已足以向公众揭开“商业侦探”这个神秘行业的一角,甚至拉响了行业警报。

无独有偶,大约同时间,加拿大EOS对冲基金(EOS Holdings LLC)的两名中国分析师因在华调查希尔威金属矿业有限公司的信息而被捕。公诉机关对他们提出了诽谤指控,并指其通过非法安装摄像头,获取了有关矿场运营的视频。

“我们本质上都是做一样的事情。”刚做了4年商业调查师的宁嘉感叹道,两起被捕事件,以某种象征意义,让整个行业草木皆兵。

“盗”亦有道

高大上的北京CBD华厦林立,衣着光鲜、神采奕奕的跨国公司白领们总在这里步履轻扬地来来去去。全世界最负盛名的一家商业调查公司也低调地坐落其间,对外打的业务招牌是风险咨询。在创业之前,韩飞龙曾经为这家公司效力多年。

宁嘉的另一位前辈——永城也在这里工作了8年,从最初级的职员一直做到了高级总监,离职之后,以永城的笔名发表了《秘密调查师》系列小说,讲述这个行业的故事。在他的强烈要求下,我们不能提及这家他曾就职公司的名称,虽然也不愿具体谈及韩飞龙个人,但他认为,韩飞龙的行为并不能代表整个行业。

“我们的行业带一定的灰色,但并没有被政府完全杜绝。” 永城泰然自若,这个问题不知他已对外解释过多少遍。他强调,中国法律明确杜绝的是私人目的进行的第三方调查,比如说私人侦探,但在商业领域内并未明文禁止,甚至有关欺诈犯罪的取证,有明文规定,律师可以邀请独立第三方调查机构协助取证,政府也默认这一存在。

这家公司1972年在纽约成立,创始团队以美国前FBI为主,1996年开始了其中国运营。在永城的介绍中,其公司全球员工数量不过几千人,北京上海总共50人不到,而这已属于全球业内规模之最。其余称得上规模的公司,全球员工不过数百,中国办公室寥寥数人而已。但和律所一样,这个行业算的是时薪。

这种打着擦边球的存在感,需要严苛的规则来维持。永城介绍,其公司有着内部“高压线”一样的行为黑名单:针对私人的窃听电话、查通话记录、查账号、到场所里跟踪、拍照,均属非法行为,绝对不做;国企的调查基本不做,因为涉及政府背景,而且通常关系复杂;已经进入司法立案程序的调查不做,一不小心就可能妨碍司法公正。

“守法是既是对我们的自我保护,也是对客户的利益保护。非法获取的证据不具备法律效力,而我们本就是在各种利益纠葛的‘刀尖’上跳舞,要避免被拖入‘战争’。”他说。

然而,在这里工作过的韩飞龙,并没有坚持这些守则。

不知出于何种原因,久经沙场的韩飞龙忽略了潜在的巨大风险,不知不觉间驶入风暴的中心。这场风暴令GSK中国业务腰斩61%,而调查手段上落人把柄的韩飞龙则成为连带的“炮灰”。

“这当然会让行业更艰难,客户会趋于谨慎,但越是这种情况,越是品牌影响力以及行为合规的公司容易突出,行业洗牌后,强者只会更强。”永城对韩飞龙事件的影响仍然表现得信心十足。

而也在知名调查公司的宁嘉则感受到一种风向转变:“以前我们其实挺傲的,甚至比客户更强势,现在行情一艰难,我们越来越像乙方了。”

“刀尖”上的舞蹈

除了电视里穿着囚衣的前辈韩飞龙,对于宁嘉来说,另外两位加拿大对冲基金的分析师被抓事件更是让自己惊心,因为同事曾经调查过类似的矿场,险些被抓。

因为盘根错节的地方利益背景,矿场一向被调查师视作高危领域。宁嘉的同事接到一个案子,对客户要投资的矿场进行摸底调查,往实地派了两名调查师,结果两人险些被矿场安保人员现场“捉住”,还好趁着下雨天,侥幸逃出了。否则,同事可能也要面临上述分析师那样的指控了。

比矿场更为危险的就是假药厂。调查师受正规药厂委托,要查出假药根源,往往要摸到深山老林去。敢做假药的人每每都是亡命之徒,而且深山荒僻处陌生人很容易被发现。这样的实地调查师必须是有专业经验的人担任,有的甚至就是退伍的军警,乔装成客户去接洽。

商业调查公司在中国成立早期,很多的单子,都是帮助跨国公司在中国“打假”, LV等奢侈品就曾聘请过这样的公司。宁嘉透露了一个有趣的细节,有时候,调查公司会请上当地公正机构的公证员随同前行,以确保取证的法律效力。公证人员是不允许说假话的,因此现场调查员的身边就会出现一位不露声色、只点头摇头的神秘人物。

实地调查除了去到荒乡僻野,进入公司内部做人员的尽职调查和反欺诈调查,也是另外一种主要形式。这时候,调查师往往以法务部员工等监察身份出现,在公司内部人员的配合下,不知不觉中就拷贝走被调查员工电脑里的信息。

已经是中国区高层的永城有过一次更为惊险的跨国办案经历,他称之为“个人经历中稍有点小紧张”。这是一个目前都还未彻底结束的反欺诈案,涉及金额7亿美金,当事人是一名中国人。

此人于上世纪90年代在国内银行贪污了几百万潜逃美国,变化身份,新开了一家空壳公司,赶上美国互联网经济浪潮,吸引了一跨国集团7亿美金投资。但投完的第二天,就连人带钱人间蒸发了。随后,该跨国集团聘请律所和商业调查公司对他展开了全球追击。

若干年后,日本东京有人举报该人在那里出现,举报者是一名操很重中国口音的女孩。因为中国背景,永城被总部选入了这一项目。

到了东京,永城先和律师接头。但来者看起来并不像美国顶尖律所的合伙人,一个两米高的黑人,特别胖,而且也没穿西服,还带了根特别粗的金链子,旁边跟了一个特别漂亮的黑人小秘书。一见面,这位律所合伙人就向永城介绍他身后四名牛高马大的保镖,两个美国人,两个日本人,并强调他们身上都带了“家伙”,还问永城是否也带上了“家伙”。这下把永城问懵了。

对方解释说,要找的那个中国人已经寻求日本黑社会保护,不得不小心应对。此前也出现过类似举报事件,但其实是陷阱,去做调查的人会被抓起来变成人质,甚至杀一儆百。因此,这次举报的真实情况难测。

“他就给我半小时时间,让我准备下。然后我就回到酒店房间,写了一封邮件告诉家人我的银行账户和密码。”永城说。

万幸的是,那是一次真实的举报而非陷阱。

“与人斗”的轮回

但千万不要以为调查师都是艺高人胆大,总是要以身涉险、深入虎穴。其实,除了实地调查师以在外走动为主,多数调查师都以案头分析为主。无论是永城还是宁嘉都强调:“调查师的工作要求相当坐得住,能够耐得住寂寞。”

不管是投资前的调查,还是投资之后的调查,第一步,一定是公共信息的调查。也就是在公司外围,从媒体、互联网、工商档案等合法渠道下的公共信息。工商注册信息中的董事、股东信息、注册地变更都可能成为关键线索,重大线索往往隐藏在细枝末节中。而这些信息通常隐藏在成箱成箱的资料中,调查师必须条清缕析的去把它们理清楚,并追查各种合理怀疑。

——这也是韩飞龙这样的行业优秀人才,最早从调查记者出身的原因。

除了公开资料,更重要的是“与人斗”。调查师的一大能力,便是心理战,这些实践技巧往往以“师父带徒弟”的方式现场观摩体验。

宁嘉说,自己的老板有一次带着自己和对方谈话,结果一开讲就直指要害。“我知道你做了什么勾当。”然后,对方勾着头沉默了足有10分钟,而这期间老板也极为沉得住气,一句话不吭。宁嘉只能看看对方、看看老板,度秒如年地干瞪眼。

永城总结说:“从某种意义上说,各种调查,其实主要是在做人际关系的调查。”把握住人性,往往就能成为调查的突破点。

曾经有过这样一个手段精妙的内部经济欺诈。一家跨国超市发现,在中国某个城市的三家店面店出现亏损。由于这在公司全球范围内都属于罕见,于是找来调查公司探个究竟。

调查师于是化身超市员工,摸了几个月终于水落石出。原来超市里卖一种很贵的洋酒,2000块钱一瓶。但每天下午三四点的时候,有那么一个特殊的10分钟范围内,这个酒的价钱扫码时会变成100元一瓶。10分钟一过又会恢复原价。

超市的内控程序设计是每隔10几分钟就会自动抽查商品价格。但内控经理寻找一个安全的抽查间隙,在那10分钟内,超市经理则雇人把2000元的洋酒以100元低价买出,然后再将卖出的洋酒以1000元每瓶的价格批发回去。他们不断的在做这件事情,赚取高额差价。幕后其实是超市的城市总经理、财务总监、IT总监和人事总监四人同谋,做得滴水不漏。

但是财务总监与总经理是情人关系,而总经理还另有情人。调查师得知这一情况后,以员工身份和财务总监混成好姐妹,再适时将这个消息泄漏出去,在对方大吵大闹之后又适时安慰,最终弄清了亏损事件的来龙去脉。

“钱、权、情,所有的商业案件,最终的动机无外乎这三个字。”永城说。

让韩飞龙陷入牢狱的GSK事件也逃不开这一规律:多金的跨国公司、企业高管、性爱录像带……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这样的故事在中国越来越多,脱胎于美国的商业调查行业,也便嗅着金钱的味道,来到了这里。

在牢狱里等了一年,即将等来庭审(非公开)的韩飞龙夫妇在其公司网页上曾这样描述调查行业的时代大背景:

“全球供应链正在发生重大转移,跨国公司将他们的供应基地转向亚洲,以及更多的转向中国。当全球采购越来越集中在这一地区时,风险与挑战和回报与盈利并存,有时风险甚至超过回报。中慧(China why)在这里帮助你躲避雷区。”

他们洞彻了故事的开始,却没有料想到结局,“与人斗”曾是他们的法宝,却甚至从来搞不清自己究竟是怎样进入的“雷区”。韩飞龙的后辈们会加倍小心,这个行业还将继续。(应采访对象要求,宁嘉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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