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的是造血型福利制度

我们需要的是造血型福利制度。

只能给低收入人群提供廉租房

陈浩南：有人提出，要解决中国的住房问题，应该参考一下新加坡的组屋计划。1964年新加坡政府推出“居者有其屋”政策，大力兴建政府组屋，然后以低廉的价格出售给公民。但新加坡建屋局修建的房屋并不是廉租房，而是可由买受人拥有产权的、经济实惠性价比很高的住宅。您对此如何评价？

姚洋：新加坡的规模小，使得这件事情比较容易做到，500万人，可以数着人头给你分配屋子，这很容易。我相信如果你让海淀区独立出来，一个区自己来做这个项目，它也可以做得很好。可我们是一个巨型国家，北京市的人口是新加坡的4倍。如果我们要搞经济适用房，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全卖给了中产阶级甚至富裕阶级，真正需要住房的普通老百姓没有买到。你会发现，在多数国家里这种所谓的组屋、公房计划都是失败的，都做得不好。

陈浩南：它只适合于比较小的袖珍国家？

姚洋：对，在人口比较少的国家，这是比较容易做到的。在北京，很多人买经济适用房是用北京市的户口买的，但事实上，有一大部分是外地人通过朋友来买的，所以很难避免此类问题。

陈浩南：您主张政府大量建设廉租房来解决低收入人群的房子问题。不管是对于您所说的廉租房计划也好，还是对于新加坡的组屋计划也好，不少人都担心我们会打着民生保障的旗号重新走“大政府”、政府高度集中垄断资源配置的老路。您怎么看这种担忧？

姚洋：那倒不会。因为这是政府该做的。对于低收入人群的住房保障，市场是做不了的，所以只能政府来做。任何国家都是这样，包括美国纽约，在早期的时候也是这样的。你到纽约去看，很多房子都是政府盖的，盖了之后就出租，现在当然都变成了很贵的地方。

“我们需要一个造血型的福利制度”

陈浩南：新加坡政府并不主张搞西方式的福利社会，但却主张国民收入必须适当地重新分配，在教育、住房等方面为弱势群体提供津贴，以抵消自由市场竞争下出现的极端后果。在您看来，这对中国有何启示？

姚洋：让普通老百姓也能享受到经济增长的成果，在这方面，我觉得中国应该多向新加坡学习。当然新加坡也有一些地方做得很有意思，比如它的养老金是完全积累制的，你存了多少钱将来就有多少养老金，国家不补贴你一分钱，这是新加坡比较独特的地方，它不是重新分配财富，而是强迫你储蓄。

在中国，我觉得我们应该集中力量提高弱势人群的生产能力。我们不想变成欧洲那样的福利社会，因为它们的福利制度纯粹是输血型的。我们需要的是一个造血型的福利制度，让普通老百姓都有创造收入的能力。所以，教育是最重要的，我们在教育上是不是应该再加大一些投入？特别是贫困地区的义务教育，中央政府能不能全担下来？还有，一些工人的教育水平较低，政府能不能出更多的钱对他们进行再培训？这样既改善了收入分配状况，又有利于低收入阶层获得自食其力的能力。

陈浩南：您觉得中国现在的福利政策存在什么样的问题？

姚洋：现在的福利政策还是比较简单的、比较基础的，我们对贫困地区的扶贫做了这么多年，其实主要以输血为主，你要不输也不行，因为他们都在大山里，收入水平很低，要一下子提高造血能力还是有难度的。在城市里，我们大概有2500万人领城市低保，我们也在提高他们的自我造血能力，培训他们。总体来说，我觉得我们目前的福利制度还是切实可行的，和中国当前的收入水平是相契合的。如果说要改进的话，我觉得应该在教育方面加强投资。

最大的问题在于政府自身

陈浩南：您前面说到了中国的政治基本上是十年一个周期，那么对于中国未来五到十年的发展，您有什么建言？

姚洋：在未来五到十年，改革肯定是一个重要的议题。

经济上的改革会推进，但还要把政府的改革提到更高的高度。如果政府自身不改革，很多经济改革将会半途而废。比如说，如果各级政府还在拼命地支持国有企业的话，表面上看起来我们好像都改了，但这个市场上仍然有几个巨无霸，民营企业的生存还是很困难。

另一方面，我希望政府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进一步推进，如何在宪法框架下增强民主，如何增强人代会的作用，这是要进一步考虑的。

陈浩南：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还是政治问题？

姚洋：对，我觉得问题还在于政府自身。在中国，政府太强大了，而且还跟其他国家的政府不一样。在别的国家，政府是不直接参与经济的，而在我们国家，政府是直接参与经济的。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发展市场经济，像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中说的那样，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是很困难的。

陈浩南：对于政府自身的改革，您有没有什么具体设想？

姚洋：第一，应该“一刀切”，把政府的融资平台全部撤掉。第二，国有企业，小一点的就直接卖给私人企业，大一点的就统统上市，变成公众公司，彻底跟政府解脱所有关系。第三，要真正增强人代会的作用，要加强专业委员会的能力，让其真正发挥作用。第四，政府的很多审批制度，要重新检查一遍。

我们拿出勇气来，把政府的监管制度梳理一遍，不必要的监管就废除，该保留的监管就简化手续，让老百姓活得轻松一点。现在我们老百姓活得很不轻松，因为政府管制太多，人为地增加了百姓负担。很多时候你一办事会跑断腿，而且老在想它为什么要我跑这么多地方呢？我们有很多的政府管制都是事前筛选为主，就是要在事前把“坏蛋”都挑出来，所以成本非常高。

陈浩南：我记得您做过一个特别形象的比喻，好比拿一百个鸡蛋到市场上去卖，可能有一个两个是坏的，但我们需要全部检查一遍，这样付出的成本太大了。

姚洋：对，在这方面美国的制度可供借鉴。它的制度设计是，在进入的时候，放得松一些，一旦发现你违规了，就狠狠地罚你，罚得你倾家荡产，你下次就不敢再违规了。这使得成本大大降低了。比如报税问题，美国有3亿多人口，每个家庭都得报税，没有人强制你去报税，但是一旦发现你没报税，税局的警察就会直接跑你家里来把你给带走了，先抓起来再说。有一个案例，有个妇女被抓时反抗，结果被一枪打死了。我们老说按家庭征税实行起来很困难，但美国政府就是以比较小的成本把它做起来了，办法很简单，就是抽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