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挽回李嘉诚撤资的决心，揭秘李嘉诚这块老姜究竟有多辣。
时间已过一年半，最近李嘉诚启动世纪大重组——长江实业(长实)及和记黄埔(和黄)合并重组，两集团资产最终将分拆为两间以开曼群岛为注册地的新公司，长江和记实业有限公司(长和)与长江实业地产有限公司(长地)，在港上市。
诚然，这次合并重组和注册迁移有很多技术性解释，比如香港分派实物股票、分派股息盈利储备的规定不适合新公司，所以他们选择在开曼群岛成立及注册。这样的手法其他公司也这么操作，所以看起来李嘉诚的系列举动依然披上一层面纱，不过，你若天真，那就信吧。
李嘉诚的举动举世瞩目，这些香港的技术性条款限制早已有之，也不是针对李家的产业，为什么选择在此时重组和迁移，这才是最值得解读。笔者此前已经分析过，最关键的原因是看空中国(含香港)未来经济，采取三步走：李嘉诚在价格高价位出售中国资产，转移到欧洲抄底公用事业，等待中国经济危机降临再卷土重来。
这是李嘉诚大幅撤离中国的外部因素，其实还有一个内部因素，那就是李嘉诚家族内部的财富传承。李家有两个接班人：李泽钜和李泽楷。几年前，李嘉诚已经给两个做了不同的资产分割，一实一虚，让他们各守一隅，分头发展。
上述细节毋庸赘言，但是大家知道，李泽钜早已是加拿大国籍，李泽楷目前看来还是中国香港籍。从国籍的选择，就可以看出李家资产从国内转移到国外的趋势。在八九十年代敏感期，外资纷纷撤离中国，李嘉诚大举投资中国内地，这为他获得了极丰厚的政商资源，并与中国决策层保持良好的关系，这为李家二十多年在内地攻城拔寨奠定坚实基础，但是如今这种关系变得微妙。
最大的问题就是李嘉诚的年纪越来越大，1928年的他到今年已经87岁，耄耋之年的他尽管精神矍铄，但是自然规律无法避免。李嘉诚最需要考虑的是家族产业的传承，这绝不是将注册文件改个名字那么简单。李嘉诚还在世，在香港、内地遇到的所有问题，他都可以镇得住、搞得定、摆得平，一旦他百年之后，两个儿子难以继承他的政商人脉关系。
一个儿子李泽钜入籍加拿大，一个儿子李泽楷留籍中国香港，这就注定李泽钜基本上告别了与大陆政商关系的融合，而李泽楷虽然号称“小超人”，算是部分继承了其父“超人”的半个名号，但就商界影响而言，无论其如何努力，留给公众印象最深的还是他的各种绯闻。当一个商人的生活绯闻超过了商业举动，你就可以知道无论外界赋予多少期望，他的商界地位和声望跟李嘉诚相比都有云泥之别。
当然，有人可能会说，这是因为在李嘉诚这棵大树下，两个儿子无论多么天赋绝伦，都难以摆脱父亲的声名。这确实有一定道理，但如果没有李嘉诚的荫庇，这两个人商业举动恐怕会更少风采。缺乏白手起家精神的富二代，在全球的商业传承历史上都鲜有成为商界领袖的。正如美国人不会期待比尔盖茨的女儿振兴微软，更没法想象乔布斯的儿子掌管苹果，所以李家产业的巅峰只能是在李嘉诚还活着的时候达到。
这种局面是因为李家财富的行业属性决定，主要靠地产等实业起家的李嘉诚，他在香港这样的弹丸之地需要考虑的关系还相对简单。英国管辖香港的同时，也给香港社会注入了法治的文明基因，这位香港的商业繁荣提供了坚实基础。不过，内地的商业环境与香港还是有相当大的差距，政商关系的维护要远大于对法治的信赖与依靠。
李嘉诚能够在内地赚得盆满钵满，所依靠肯定不是由于内地商业环境比香港完备，剔除公司治理的原因外，就是李嘉诚的品牌与人脉。尽管李嘉诚没有像其他著名港商在有关组织兼职，但是他的声望足以让他的意见上通下达。2013年，尽管李泽钜当选了全国政协常委，而且账面身价资产超过了李嘉诚，但是父亲的影响力，儿子恐怕永远难以企及。更重要的是，当下培育二十年前那种政商关系的环境已经不再。
政商关系无法完美继承，加上对中国经济前景的忧虑，这是李嘉诚首先撤离中国内地，其次撤离中国香港的主要原因，他必须考虑家族产业传承的利益最大化。当然，这种撤离必然会付出一定代价，那就是声望与民意的负面评价，某种程度上，李嘉诚也在尝试做一些弥补，至少要让撤离本身看起来名正言顺。
比如，在长实与和黄合并之前，李嘉诚将由李嘉诚家族信托持有的6.24%在加拿大上市的赫斯基能源的股权出售于和黄。对此，李泽钜解释说，“我们将赫斯基股权从海外拿到香港公司控制，这是对香港有信心才这么做。”显然，这是为了突显爱香港的良苦用心，可这么做其实欲盖弥彰。
根据公开资料推算，赫斯基能源6.24%的股权价值大约在300亿~400亿港元，可过去一年多，李嘉诚父子抛售旗下资产套现已经超过800亿元，注意这是人民币，兑换成港元则将近1000亿。实际上，资产从李嘉诚家族信托持有转到和黄持有，只是让和黄的股东们可以分“一杯”羹，但掩饰不了李嘉诚把另“一锅”羹端走的现实。
从最近的事态发展来看，李嘉诚撤资离开中国大局已定，尽管还有许多掩饰性的举动。现在基本上没有人能挽回李嘉诚撤资的决心，未来甚至还会出现一个加速的过程。最令人担心的，并不是李嘉诚撤资本身，而是李嘉诚撤资的示范效应，如果第二个、第三个华人顶级富豪也开始撤离中国，这就是最最危险的信号了。
为什么说“基本上”没有人挽回，在中国确实存在两个可以改变局面的变数，一个在上，一个在下。“在上的”，就是你猜到的那位，如果能够送出适当的定心丸，撤离的速度或者趋势都有可能缓解或改变。“在下的”不是别人，而是李嘉诚的儿子，他们会等待中国的危机到来，当资产价格跌到合适位置时，他们会卷土重来。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李嘉诚近年大量投入科技创新领域，这些产业与传统实业的最大区别就是不太依靠传统的政商关系。当李家后人们确认可以建立新型政商关系的时候，他们会再度回归。现在李家表面上所传递的信息都不完全，解释就是掩饰，一旦李家产业的主体不再受限于国境，李家可以超脱中国式政商关系时，你才可能听到他们更多的心声。
五条原因致李嘉诚“撤离”香港
占豪认为，李超人撤离香港，不是简单的一个原因，而是一系列因素作用，让其作出了如此重大的决策。
一、大陆和香港地产的高估值与欧洲资产的低估值对比。
作为一个生意人、投资人，我们还是将生意放在第一位。毫无疑问，无论是大陆还是香港，地产的估值都是非常高的位置，这种高估值和欧洲资产的低估值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所以，从生意角度说，撤资大陆和香港投资欧洲的选择从投资和生意角度说，是一个好的选择。在这方面，我们要充分承认李嘉诚的过人眼光。
虽然，长期看中国地产仍有较大升值空间，但至少未来较长周期内，增值空间远比过去要小得多，甚至还有较大风险。关于地产在中国经济的的系统性风险，拙作《大博弈 中国之危与机(经济篇)》中有详细论述，这一点我们必须要承认其存在。
二、世界形势可能存在的系统性风险。
长期关注占豪微信和阅读过占豪时事作品的战友应该对当前国际局势很清楚，虽然现在世界还不至于引发世界大战，但新冷战的风险却在增加，这一点看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和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肉搏，再看看中东的形势都可窥斑见豹。一旦西方和俄罗斯形成新冷战，那么全球新冷战的风险就会大大增加，这其中也包括中国。这是当前世界可能存在的局势剧变风险。
李嘉诚家族虽然创业在香港、发展在香港，成就也在香港和大陆，但李氏家族本质上属于西方资本。李嘉诚的崛起是在港英时期，是在汇丰银行等西方资本一手支持下，从籍籍无名到亚洲首富。在其后来的发展中，他的主要资本来源除了自身积累外，融资很大一部分还是来自西方资本。
大集团企业的发展，背后一定要有金融体系的支撑，李嘉诚旗下企业财团的主要支撑来源于英国金融体系。如此一来，如果未来真的爆发新冷战，真的出现西方金融围堵中国的局面，李氏财团夹在中间将会非常难受。所以，从资本安全角度考虑，李嘉诚将大规模投资撤离到英国是资本回归母巢，是一种避险行为，规避的是大的、可能出现的系统性风险。就资本生存角度说，这种做法属于为自保作出的战略调整。
三、香港的政局风险与地位弱化趋势。
过去几年，香港政局越来越不稳，2014年10月更是爆发占中运动。作为一个特别行政区，香港在过去数年走得越来越歪，已有误入歧途的风险。而且，考虑到中央政府要将上海打造成东方的金融中心，香港未来地位必被弱化。如此意味着，香港的发展空间已经到了基本难以突破的天花板。在这种背景下，李超人撤资也就不难理解了。撤离香港总要有去处，但李氏集团的资本之根显然不是在大陆，所以从资本安全角度考虑，在欧洲资产低估值时撤到英国为主的欧洲虽然不是上上策，但至少是中上策，是较为保守的良好选择。
四、规避交接班和交接班后的系统性风险。
李嘉诚已是耄耋之年，虽然身体健康但毕竟年岁不饶人，故进行财团的交接班是必然的。从过去李嘉诚对两子的安排上看，李氏集团未来的掌舵人显然是其长子李泽钜。但是，相比李嘉诚在政商两界长袖善舞的能力，其子一直低调，恐无这样的大局掌控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安全的做法是不将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基于此，一方面将一部分资产分散到低估值的欧洲，另一方面又将公司注册地转移岛半岛开曼群岛，就是一种较为稳妥的安排。对李氏家族来说，现阶段稳妥可能比进去重要得多。
五、对中国反腐和深化体制改革吃不准。
过去两年，一方面中国政局大势已定，另一方面反腐之风越刮越大。这种态势，让一些过去与中国大陆某些关键人物关系密切的港商有些吃不准很正常。而且，中国确立的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混合所有制，也让李氏家族这个有西方资本背景的财团留有警惕。这可能也是其撤离的原因之一。
当然，如果单单是为了投资，显然中国的机会要比英国多很多。譬如，过去很长时间，中国很多国有企业的股价都低于净资产，未来成长空间也很大，李嘉诚完全可以选择国有企业作为投资对象。中国正在进行产业升级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中国的大国战略大开大合，未来愿景也非常好，战略投资机遇肯定比英国多得多。所以，李氏家族的撤离，绝不仅仅是因为经济原因和投资因素，而是包括政治等乙烯类因素在内的综合考量下的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