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新一代对社会公正的不同要求促进改革

周其仁：新一代对社会公正的不同要求促进改革。

9月3日，著名经济学家周其仁教授携新书做客腾讯思享会，“我下乡十年、又回城上大学，在80年代改革开放风起云涌时，作为大学生到农村调查，研究城乡，了解改革，就这样卷进了改革过程”。周其仁认为改革的逻辑有两个：第一是民间基层自发的活动有没有冒出芽；第二冒出来的东西能不能被吸纳到法治的框架中，即制度化。

以下为文字实录：

谢谢各位，先简单的讲讲我的两本书：《城乡中国》、《改革的逻辑》。《城乡中国》跟我的经历有关，我生在上海，算是一个城市人，下乡到黑龙江靠近俄罗斯的一个农村，在那里呆了十年；恢复高考后考到北京上大学。大学毕业后做的是农村调查工作，在中央农村政治研究室，在那里工作差不多十年。然后有一个出国留学机会，那是在美国城乡之间的一个地方；回来后在北大教书，做了很多农村调查。所以我自己的经历是：城不乡，乡不城，对城乡关系中很多现象有一些观察，对经济学理论、制度对人的影响有很多思考，如此就积累了一些材料。

我1978年上大学，相信我们那个年代学经济、社会科学都读过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他在国内做了很多田野调查工作，在英国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乡村经济》，然后在哈佛写的《乡土中国》，非常短的文章但写得非常好，帮我们理解中国经济、社会、文化很多启发。我们现在跟费老的时代有很大变化，主要是城乡比例发生重要变化。我上大学时，中国城镇化率，总人口中城镇人口只有20%，所以我当大学生时一讲中国国情就是“10亿人口8亿农民”，当时不是13亿中国人，而是10亿中国人。到2012年数据有了变化，现在城镇常住人口有51%。从20%到51%发生了很大变化，某种程度乡土中国正在发生变化，城市在中国经济中的地方、作用给农村的人提供很多机会，同时发生了很多故事，发生的很多有体制不适应的地方，要调整要变革。还有大家在观念上对同一个问题看法不同，里面既有不同利益也有不同的思维方式，比如土地问题，土地看起来是一种生产资料，可实际到利害观念、体制问题仍蛮麻烦。我把这个东西做一个梳理，每个礼拜在《经济观察报》上写一篇专栏（2000—3000千字），不是严格的著作，而是为研究做一些准备，把一些资料汇拢起来，把一些看法先记录下来，同时参考一些不同看法，就有了这本文集。

城乡之间很多问题涉及到改革，正好跟我的经历有关联，我回到北京念书后我在人民大学的经济系，正值改革开放风起云涌时，遇到农村发生变革，有很多人跑到农村做调查带回很多新情况，引起我们过去下过乡、又上学的这批年轻人的高度注意，于是到农村调查，了解改革的进展，就这样就卷进了改革过程。

中国改革说起来蛮难，前一段时间在吴敬琏老师新书发布会时我问了一个问题，说中央计划体制的形成也就二、三十年，严格来说是1958年以后才正式形成的。1958年之前有新民主主义制度的因素，农民可以跑来跑去，并没有严格户口。50年代中期后开始严格起来，1958—1978年形成体制，改的话现在已经改了35年。为什么这么难改？现在的一个看法是既得利益太厉害。这个解释当然是对的，因为经济制度就是一套比赛规则，比赛规则有输有赢，赢的人不肯退出去也好理解，但为何这么难？因为所有改革都是游戏规则的调整，都会触动既得利益，所以我们的既得利益有特别严重的地方。过去讲“社会主义”，这是一个大词，反映了多代人的理想，这个词往上一包很多问题讨论起来就比较困难，很容易碰到“社会主义”，不能碰就只好停，不是在经验基础上推进改革的过程。我认为改革要放到经验基础上，分析利弊，怎么解决，通过法治手段，通过修订法律形成新的法律，废除不好的法律，用这个方法推进改革。

改革很难，不改行不行？现在看来不改也很麻烦：一个是社会矛盾越来越大，这是很现实的事，某种程度比80年代经历的社会矛盾还要严重。80年代的情况很严重，2.5亿农民连饭都吃不饱，这是我上大学开始研究农村的基本情况，农民人均纯收入一年就300多块钱，1958年以来，一年平均一人提高一块钱。那时候贫穷比较严重，但就社会矛盾而言，今天比那时严重，拆房子、强征土地在当年没有。我们改革了、开放了，国力增加了，经济提高了，生活水平也提高了，任何社会都有矛盾，但若没有恰当解决这些矛盾的办法，GDP总量全球第二，也不踏实，所以不改很多社会矛盾解决不了。例如，土地问题没有做好就是政府、民间、开发商、城市发展，几方面利益找不到平衡的平台来处理，所以不改不行，不改就有很多社会矛盾。现在很多新闻就有很大的刺激性，如贪腐现象，最近几个大案刘志军、薄熙来在正常工作中几百万、几千万就没了，批一个条、打一个电话、交代几句话就没了，这跟我们的体制有很大关系，权力在市场中远远没有装进笼子里去，这个问题不解决，经济增长再快，大家心里的感觉也不会太好。

另外，最激进的人不是我们这代人了，而是更年轻的人。我在大学跟同学们交流，他们的看法跟我们不同，因为我们还有改革开放以前的参照系，以这个参照系看中国还是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新一代人的参照系不同，老不能跟他们忆苦思甜。他们是人口主体，有新的标准，对社会公正和公平的要求不同。年轻一代也碰到很多新的问题，比如房价问题，这是很深刻、蛮有挑战性的一件事，不改也不行。

再是我观察到生活中法律以外的现象越来越丰富，法律禁止的事生活中到处都有。如城市中有白车还有黑车，黑车是不挂牌一样打的；我们有小产权房；户籍中有黑户，很多孩子生下来就要被罚十万多，孩子长大了，你看一个人觉得挺正常的，结果一问，他说被罚了十几万块钱才来到这个世界上。如果很多人生活在法律不承认不保护的空间里，社会将来会怎样我有点担心。所以一个国家的制度化能力是要把这些现象解决，把大多数人吸纳到法治的框架里，这有两个关键：一是守法，二是法要合理且容易执行。这两面都要做，如果制定的很多东西很难做到，干脆就在法外。如果不通过进一步改革提高制度化能力，社会经济增长以后有很多矛盾难解决。

所以什么叫改革的逻辑？这个逻辑是什么逻辑？我从80年代参与改革研究到现在，所谓改革就是两个东西：一是民间基层自发的活动，改革碰到困难，碰到不适应的地方总要拱开，比如包产到户最早不是北京写一个文件包产到户，安徽农民觉得以前那个办法不合适，多劳不多得，所以包产到户，但在当时不合法，这些农民签了一个协议：一旦完全暴露，队长若被抓起来，大家轮流给他送饭。这是改革的第一个组成内容，用过去的语言，当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时，生产力会拱，不会善罢甘休，这个东西天天在发生，每个领域都在发生，这个层面的改革天天都有。但光有这个层面的改革不行，这个层面的改革还要被吸纳为国家政策和制度，没有这个过程就不是完整的改革，因为要在稳定的预期下才能比较协调，今年这么做，明年可以这么做，后年也可以这么做，然后可以稳定。所以改革一方面有第一线各种各样的自发活动，比如基层遇到冲击了总要找一条路，但需要政策制定方面、法律制定方面将其吸纳、上升为政策和法律，变成大家可以预期的制度框架，这个路就慢慢走上去了。这是我对改革逻辑的大体理解，我相信这个过程不会结束，包括底下很多非法现象，当年包产到户是非法的，最早进行民营企业也是非法的；行还是不行，承认还是承认是当时很大的纠结性问题。“傻子”瓜子雇人炒瓜子时，案子要报到邓小平那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是否允许民营经济炒瓜子。底下已经开始炒了，因为市场有需要，但是否合法？所以我认为改革有两个：第一有没有冒出芽；第二冒出来的东西能不能被吸纳到政策、法律制定过程中，即制度化，这是改革的过程。从这个角度看有两面：第一，无论从哪个领域看都有改革因素、改革元素、改革的自发冲动，但今天的吸纳能力还不够，因为意见分歧，因为里面的利益平衡遇到困难，很多事情有自发活动却没有被制度化，要适当加快过程。第二，是否要重新设计什么东西？在制定政策、制立法律时需要有广阔视野，参照整个人类文明，看看其它国家的做法，国际经验、历史、理论元素都要有，没有这些元素把这些东西匆匆忙忙立了，明天不合适又改，这会很混乱。总的来说第二个过程比较慢，所谓加快改革是要加快这个层次的改革。

（本文依据讲者现场录音编辑整理，未经讲者订正。欢迎完整转载，并务必注明来源：腾讯思享会）